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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地方志论丛:新乡地区方志丛谈

发布时间:2019-02-13 点击数:6242
新乡地区处于河南省黄河北岸,西枕太行、王屋二山,与山西省为邻;东达黄河, 与山东省遥遥相对。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新乡市,为建国初期的平原省省会。

春秋时新乡为魏国之地,三国时属于冀州之域、自隋朝划入豫州之后,这块地方便一直属于河南。元朝在这里设立卫辉路和怀庆路,明改路为府,清因之。现在的新乡地区即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其地域大致相当于明、清的卫辉府和怀庆府二府之地。

现在新乡地区辖一市十四县:即新乡市、新乡县、辉县、汲县、延津县、封丘县、原阳县、获嘉县、武陟县、温县、孟县、济源县、沁阳县、修武县和博爱县。

近一百年来,由于焦作煤矿的逐渐发展,故解放后由博爱县和修武县析出,置焦作矿区,后改为焦作市,现由省直辖。其位置也处于新乡地区之间。

新乡地区现存的地访志共有六十九种,其中府志十种,县志五十九种。已失传的有县志二十八种。除博爱县系一九二九年由沁阳析置,焦作市系解放后新设,在历史上未有独立志书外,其他各县均有县志。今将各志书分列如下:

一  卫辉(治汲县)府治四种:

1、〔万历〕卫辉府志十六卷 ,侯大节纂修,万历三十一年刻本。

2、〔顺治〕卫辉府志十九卷,程启朱修,苏文枢、李实秀纂。顺治十六年增刊明万历三十一年本。

3、〔康熙〕卫辉府志十九卷,胡蔚先修,李芳辰纂,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4、〔乾隆〕卫辉府志五十三卷首一卷,德昌修,徐朗斋纂。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二,怀庆(治沁阳)府志六种:

1、〔正德〕怀庆府志十二卷,何瑭纂修,正德十三年刻本,今仅有抄本传世。

2、〔嘉靖〕怀庆府志十三卷,孟重修,刘泾纂,嘉靖四十五年刻本。

3、〔顺治〕怀庆府志十四卷,彭清典修,肖家艺纂,顺治十七年刻本。

4、〔康熙〕怀庆府十八卷,刘维世修,肖瑞苞、乔腾凤纂,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5、〔雍正〕覃怀志十八卷,杨访泰纂修,未刊,有雍正九年手稿本传世。

6、〔乾隆〕重修怀庆府志三十二卷,唐侍陛、杜琮修,洪亮吉纂,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三、汲县志四种:

1、〔康熙〕汲县志十二卷,佟国瑞、吴干将修,李中节纂,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2、〔乾隆〕汲县志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徐汝瓒修,杜琨纂,乾隆二十年刻本。本志又有民国初年重印本;一九六二年汲县人民委员会铅印本。

3、〔民国〕汲县志二十卷首一卷,李时灿纂修,未刊行,有民国二十五年手稿本。今残存一至八卷传世。

4、〔民国〕汲县新志二十章,魏青铓纂,一九三五年铅印本。本志又有一九六二年汲县人民委员会铅印本。

四、新乡县志五种:

1、〔正德〕新乡县志六卷,储珊修,李锦纂,现在正德元年蓝丝栏抄本传世。抄本藏天一阁,一九六三年由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

2、〔康熙〕新乡县续志十卷,周毓麟修,任昌期纂,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3、〔雍正〕新乡县志三十四卷,金茂如纂修,雍正十三年刻本。

4、〔乾隆〕新乡县志三十四卷首一卷,赵开元修,畅俊纂,乾隆十二年刻本。本志又有民国十年修锓本和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传世。

5、〔民国〕新乡县续志六卷,韩帮孚修,田芸生纂,民国九年修,十二年刻本。本志又有民国三十年铅印本。

此外,尚有嘉靖茹鸣弦志(未刊刻),万历七年余相志,万历二十二年卢大漠志,崇祯十三年米寿图志,顺治十六年王克俭修、张缙彦纂的《新乡县新志》等五种,今均失传。

五、获嘉县四种:

1、〔万历〕获嘉县志十卷,张蕴道修,陈禹谟纂,万历三十年刻本。本志附志余一卷,全系陈禹谟所作诗文。

2、〔康熙〕获嘉县志十卷,冯大奇修,贺振能、郭元暹纂,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3、〔乾隆)获嘉县志十六卷首一卷。吴乔龄修,李栋纂。乾隆二十年刻本。本志又有道光二十五年补刻本。

4、〔民国〕获嘉县志十七卷首一卷,邹古愚修,刘鸽纂,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此外,尚有顺治十六年郭猷吉、王政举纂修的县志一种今佚。

六、河内(1913年改名沁阳县)县志四种:

5、〔万历〕河内县志十七卷首一卷,泸梦修,王所用纂,万历二千五年刻本。

6、〔顺治〕河内县志五卷,孙灏、林环昌修,壬玉汝、肖家芝纂,有顺治十五年手稿本及抄本传世。

7、〔康熙〕河内县志五卷,李枟修,肖家芝、史琏纂,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8、〔道光〕河内县志三十六卷,袁通修,方履篯、吴育纂,道光五年刻本。

七、济源县志二种:

1、〔乾隆〕济源县志千六卷末一卷,肖应植修,沈樗庄纂,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2、〔嘉庆〕续济源县志十二卷,何荇芳修,刘大观纂,嘉庆十八年刻本。

此外,尚有明天顺七年××修的《玉川志》,嘉靖三十一年李资元志,清顺治十七年刘漪志和康熙三十四年黄应中的《续修济源县志》,今均已失传。

八、修武县志五种:

1、〔康熙〕修武县志四卷,边憬修,范琥纂,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2、〔乾隆〕修武县志二十卷首一卷,吴映白修,李谟纂,戈锦云续修,乾隆三十一年增补二十二年刻本。

3、〔道光〕修武县志二十卷首一卷,冯继照修,金臬、袁俊纂。道光二十年刻本。

4、〔同治〕修武县补志二卷,孔继中纂修,同治七年刻本。

5、〔民国〕修武县志十六卷,肖国桢、李礼耕修,焦封桐、孔尚仁纂,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此外,尚有正德冷宗元志,万历郑之缙志,清顺治十五年卜永升志,今均失传。

九、武陟县志四种:

1、〔万历〕武陟县志七卷,秦之英修,赵五臣纂,万历十九年刻本。

2、〔康熙〕武陟县志八卷,甘国垓修,杜之丛纂,康熙三十年刻本。

3、〔道光〕武陟县志三十六卷,王荣陛修,方履篯纂,道光九年刻本。本志又有光绪八年重刻本行世。

4、〔民国〕续武陟县志二十四卷,史延寿修,王士杰纂,民国二十年开封马集文斋刻本。

此外,尚有明万历十六年李日茂志,清顺治十五年仝元枢志,乾隆二十一年查开修、王竞续成的《武陟县志》,今均失传。

十、孟县志三种:

1、〔康熙〕孟县志十二卷,刘凡、张之纪修,乔腾凤、毛鹃纂,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2、〔乾隆〕孟县志十卷,仇汝瑚修,冯敏昌纂,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3、〔民国〕孟县志十卷,阮藩侪修,宋立梧纂,民国二十二年刻本。

此外,尚有明正德十六年侯宜正志,万历三十一年万时俊志,崇祯六年余宗志,顺治十六年薛所蕴志等四种,乾隆二十五年江湄修、沈惟材纂的未刻稿本一种,今均失传。

十一、温县志四种:

1、〔万历〕温县志二卷,张第纂修,万历五年刻本。

2、〔顺治〕温县志二卷,李若廙修,吴国用纂,顺治十六年刻本。

3、〔乾隆〕温县志十六卷,张承谟修,周大律纂,乾隆十一年刻本。

4、〔乾隆〕温县志十二卷首一卷,王其华修,苗于京纂,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十二、原武(解放后与阳武县合并,改称原阳县)县志四种:

1、〔万历〕原武县志二卷,张祥修,阎邦宁纂,万历二十二年刻本。

2、〔顺治〕原武县志二卷,宁弘舒修,裴之亮、孟文升纂,顺治十八年刻本。

3、〔康熙〕原武县志六卷首一卷末一卷,詹槐芬修,戚一燮纂,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4、〔乾隆〕原武县志十卷,吴文炘修,何远纂,乾隆十三年刻本。

十三、阳武县志五种:

1、〔嘉靖〕阳武县志三卷,吕枬纂修,嘉靖六年刻本。

2、〔万历〕阳武县志八卷,王时泰修,王东鲁纂,万历十九年刻本。

3、〔康熙〕阳武县志八卷,张慎纂修,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4、〔乾隆〕阳武县志六卷,窦经魁纂,民国修,耿愔二十五年铅印本。

此外,尚有明弘治六年志,清顺治十六年志,今佚。

十四、辉县志六种:

1、〔嘉靖〕辉县志十卷,范玹、张嘉靖七天真纂修,年刻本。

2、〔万历〕辉县志八卷,聂良杞修,崔守一纂,万历八年刻本。

3、〔天启〕辉县志八卷,王廷谏纂修,天启间刻本。

4、〔康熙〕辉县志十八卷,滑彬修,王光曦纂,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5、〔乾隆〕辉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文兆奭修,杨喜荣、王楷纂,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6、〔道光〕辉县志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周际华修,戴铭纂,道光十五年修,二十一年刻本。本志又有光绪十四年补刻本,光绪二十一年补刻本,一九五九年辉县志编辑委员会铅印本。

此外,本县尚有顺治十六年赵荫奇修,王紫绶纂县志一种,今佚。

十五、延津县志三种:

1、〔嘉靖〕延津县志一卷,张宗仁纂修,嘉靖间刻本。今仅有明抄本传世。

2、〔万历〕延津县志四卷,刘元会修,越应扬纂,万历二十六年刻本。

3、〔康熙〕延津县志十卷,余心孺四十一纂修,康熙年刻本。

此外,尚有明隆庆年间县志一种,顺治十六年县志一种,今均失传,纂修人亦不可考。

十六、胙城(雍正五年并入延津)县志三种:

1、〔万历〕胙城县志八卷,杨嘉言纂修,万历九年刻本。

2、〔顺治〕胙城县志四卷,刘纯德修,郭金鼎纂,顺治十六年刻本。

3、〔康熙〕胙城县志二卷,张文明修,李绅文纂,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十七、封丘县志五种:

1、〔万历〕封丘县志××卷,张鲤修,边有猷纂,万历四十三年刻本。今仅有上海图书馆藏第七卷一册。

2、〔顺治〕封丘县志九卷首一卷,余缙修,李嵩明、万化纂,顺治十六年刻本。本志又有康熙三十六年重刻本,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传世。

3、〔康熙〕封丘县续志不分卷,王赐魁修,李会生、宋仁宾纂,康熙十九年刻本。本志又有康熙三十六年重刻本,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传世。

4、〔康熙〕封丘县续志五卷附艺文录十二卷金石录十二卷,孟镠、耿弦祚修,李承绂纂,康熙三十六年刻本。本志又有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5、〔民国〕封丘县志二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姚家望修,黄荫柟纂,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此外,尚有明嘉靖十八年朱缙修,张尧弼纂的县志,及万历三年胡以祚纂修的县志,今均失传。

卫辉府和怀庆府的府志,先后凡十修,今均有存书。

《卫辉府志》可以说是河南各府志中质量较差的一部。康熙前的三部志书均较简略,疏漏颇多,而顺治志更不过是在明代旧有版片的基础上略加增补重印而已。乾隆五十三年的《卫辉府志》在篇幅上是扩大了不少,全书共五十三卷,加上首一卷,末一卷,总计五十五卷,是历史上卷帙最为繁浩的一部《卫辉府志》。其篇目首列“圣制”,以下分舆图、沿革、星土、古迹、地理、封爵、建置、职官、选举、人物、艺文、序录等十二门,厘为五十三卷。较康熙志的十九卷扩大数倍,按理说是要下一番工夫的,但实际不过是抄撮各县志杂凑而成,并未下多大工夫去认真地考证和编辑。我们从这部志书首载河南巡抚毕沅的序言中,可以大致看出其纂修过程。毕序云:“徐孝廉朗斋从余游,俾襄斯役,九阅月藏事”。从这里可以看出,本志总纂者徐朗斋,举人出身,系毕沅的幕宾,大概是由于卫辉府修志乏人,毕沅才派了这个幕宾去任总纂,历时九个月即完成。从这里不难看出,这次修志人才之缺乏,且在时间上亦是仓促草率的。

全书五十三卷正文,卷二十七至三十七为人物志,卷三十八至五十二为艺文志,这两门就占了全部志书的一半。其所收内容杂滥而多有不当,如在人物志中流寓一门,收入了程颐、周敦颐诸人的传记。入志的理由无非是因为他们曾游过苏门山(在辉县),与邵雍讨论过学问。其实无论是周敦颐或是二程,其主要活动地区均不在卫辉。如把曾游历过本地,或来过本地作过短期讲学的人,均算作流寓,那恐怕就会书不胜书了。而在艺文中,价值不大的诗文之类,数量亦复不少。其中较为突出的如《关某留别曹操书》更是奇特。关羽既非卫辉地区人,这封书信又毫未涉及卫辉地方史实,如果说其入志的理由,那只有一条,就是关羽在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渡过黄河,有可能在到达卫辉地方时,写下了这封《留别曹操书》。请注意,我这里只是说“有可能”,其实这封书信不仅写作地点不能确考(《三国演义》小说中作关羽离开许都前所写),甚至其真伪都是成问题的。从以上这些实例,即可见本志附会名人的滥俗。

相比之下,怀庆府的志书就较为出色了。《怀庆府志》凡六修。肇于其事者为弘治年间怀庆知府徐以贞,由郑芝任总纂。书成,因徐升任布政司而未梓。至正德五年,徐将书稿交给何瑭校正。据何序云:……瑭方致仕家居,乃订其讹误一、二,间有损益,然大体多仍其旧,不尽革也。私家无力缮写,瑭亦蒙起废北上,故未成书。正德丙子,瑭再致仕家居,今太守剡城周公,同年也,偶语及府志之阙,乃告之故,公瞿然曰:此吾责也。乃责书史,给笔札,复以廪饩,命之缮写。既成,将嘱寿诸梓,复托瑭序其首。”由此可见这部府志的来龙去脉,从弘治末到正德丙子,历时十余年始成此志。到嘉靖四十五年,又经刘泾、娄枢等人篡辑。清代顺治、康熙、乾隆三志,又经肖家芝、乔腾凤、洪亮吉之手,真可说是人材济济。徐以贞、何瑭、娄枢、洪亮吉,均系一代名人,刘泾、肖家芝、乔腾凤,亦是地方著名文士,经这些名人之手几次纂修,且最后的洪亮吉又是清代著名方志学家,水平自不需多说。乾隆《怀庆府志》结构严谨、文词简练,考核精详,而对修志的一些立论,又颇有见地。如在“舆地志”的小序中说:旧志标题时景,文人积习,著述之家无取焉。”从这里便可看出,篡修人旨在著述史实,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来修志的,因而不同于一般志书那样舞文弄墨,吟风颂景,堆砌些华而不实的词藻。

这一优点在“杂记”门中也有表现。这里摈除了一般志书中的“祥异志”,称之为“物异”而列入“杂记”。所收内容亦较严谨,没有象一般“祥异志”那样大量收入妖异、灵征等过份荒诞的内容,而重于事实。如对于旱灾、水灾、大雨、雹灾、蝗灾、大疫、陨星等,记载得颇翔实。其中对于济源县海市蜃楼的一条记载尤为生动: “……王屋移峙县东,较西为近,所有寺观,须眉毕现,峰峦比西为尤秀。见者欢喜叫呼,闾巷皆起。逾刻,竟隐化为云。约三五日后,必有大雨。”怀庆地区处于黄河之北,黄、沁二水多次泛滥,造成沙碛绵延达数百里,烈日照射之下,出现海市蜃楼是完全可能的。这里如实记载,没有掺杂一句迷信的内容。而其说“三五日后,必有大雨”,也符合气象规律。由此可见这部志书的“祥异”部分选择适当可靠,而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新乡市现为新乡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为河南仅次于郑州、洛阳、开封的第四大城市。但在历史上新乡并非重要都邑,原为获嘉县的新中乡,唐武德元年由获嘉析出,故名新乡县。明、清均属于卫辉府。自清末京汉铁路由此经过,复修道清铁路以输送焦作的煤炭,新乡成为两条铁路的交又点,才得到蓬勃发展。

新乡县志凡十修,是本地区修志次数最多的一个县,然失传的也多,今仅存其五。嘉靖年间的志书由茹鸣弦纂修,万历七年志由余相修、李承宝等纂,万历二十二年志由卢大漠修、唐仁焕等纂,崇祯十三年志由米寿图修、张向仁等纂,顺治十六年志由贾汉复修、张缙彦纂,这五志均失传。

现存最早的《新乡县志》为正德元年储珊修、李锦纂,现仅有抄本存世,这部县志不能算一部成功的县志。全书分六卷,目录列篇目五十四门,无所统属,便显得杂乱而无章。如漏泽园、畦桑园、射圃、演武亭等,不过只是一处建置,正文记载这些场所,也不过只用三、 四行文字便已了结,但却都作为一个门类,与疆域、山川、建置等平列于目录之中,实在不相类称。

比较起来,乾隆十二年的赵元志,和民国的《新乡县续志》,是修得较好的两部,也是现在最常见的两部新乡志书。乾隆赵志是在雍正志的基础上增修的,其特色是并不大量征引古籍,而注重现状的调查,第一手材料所占比重较大。对于山川、城池、关隘、桥梁、学校等记述较详,资料实用性较大。民国九年修十二年印的《新乡县续志》,大致遵循乾隆赵志的体例,但亦有创新,如增加物产、工业、农业等,记载了民国初年新乡开始出现的新华火柴有限公司、蛋厂、通丰面粉公司、宏豫冶铁公司、锦昶织布工厂等,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资料。在艺文志中,不仅继承了乾隆志中收著述目录的优点,而且还著录了族谱三十余种,这在地方志中是十分罕见的。对于从事科学研究也不无价值。

乾隆《新乡县志》和民国十二年的《新乡县续志》,又曾于民国三十年集中一起铅印出版,因之流传较广。《续志》的封面里,印有“民国十二年癸亥刊”,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依民国十二年原本翻印的结果,但翻印乾隆志的封面里却印为“万历甲午年季夏刊”,实在令人不解。

焦作市是新乡地区仅次于新乡的大城市,为河南重要煤矿产地之一,现由省直辖。其地原属于修武县,自清末英商在此开矿以来,逐渐发展成一个重要矿区,解放后置立焦作市建制。我们研究焦作市的发展历史,民国二十年修的《修武县志》,是一部重要的资料。全志共分十六卷,列舆地、职官、民政、财政、实业、教育、河务、交通、军制、交涉、艺文、金石、人物、祥异、杂记等专志。

十二卷十一、为交涉志。以二卷的篇幅,详细记载了自清光绪二十四年以来,英商福公司在焦作开矿,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事实,以及工人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的罢工斗争,和地方人民要求收回矿权的斗争。既记述了种种交涉事件的始末。又附有各项文件原文,互相印证,一目了然。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和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揭露得较为深刻。

在本志序言中,还讲到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规律,因此本志“新旧兼收”,以阐明“社会嬗递之真象”。这种修志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比较进步的。但是在修志过程中,并没能切实作到这一点,有些地方过分宣扬封建迷信,可以说是个倒退。如“祥异”中鼓吹对福祸休咎“乌得视为渺冥荒唐也哉”,列女门中采访了大批“割股疗亲”的事例,实不足为训。在篇目体例上也较混乱,如民政志中所包罗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民政的范围,这里不仅包括了选举、学校毕业表、土木工程等,还有风俗、宗教等门。这都是科学分类上的错误。

在新乡地区的诸县志中,乾隆五十五年仇汝瑚修、冯敏昌纂的《孟县志》,是清代豫北地区影响较大的一部县志。自这部县志成书之后,各县志多有仿其体例的,如道光八年的《武陟县志》就说:“仿冯鲁山《孟县志》之例,除将黄沁泛滥等事入纪事及河防志外,其他概归志余以见其略。”冯敏昌,字伯求,号鲁山,广西钦州人,乾隆进士,工诗,有《罗浮草堂集》。时讲学在豫,遂聘为县志总纂。

这部县志的特点是考证认真,记事有条理。如河防志,对于水灾及堤防的记载,层次分明,巨细无遗,资料价值很大。对于韩愈的籍贯考证,也下了一番工夫,除引证诸书外,还有实地调查的第一手材料。韩愈为孟县人,现经学者考证,已经成为定论,但在历史上却不然,象河南的南阳、修武,甚至河北的昌黎,都在县志中为其立传,真是众说纷纷。而冯鲁山在《孟县志》中认真地作了论证,对于韩愈籍贯问题的研究,是立下了功勋的。

然而,清代某些县志效法他的修志方法,原因还不全在于此。这部志书小心谨慎地避开了一些违碍之处,颇合乎清代统治阶级的要求。这在那文网森严的康、乾之世,确为修志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样板。但是在今天看来,这部志书删改了一些有碍统治阶级的史实,恰恰是这部志书的失败之处。这在人物志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冯敏昌在修志中,对清朝地方人物的传记,没有采用康熙三十四年《孟县志》的内容,而另从乾隆二十五年沈惟材纂的未刊孟县志稿中节录而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删除了薛所蕴的传记。薛所蕴为孟县著名文人,明崇祯进士,曾降李自成,后又降清,顺治至康熙年间,历官国子监祭酒、礼部左侍郎等官,且文名藉甚,为清初孟县最显赫的人物。冯志中对薛氏子孙及先世,收罗不遗余力,却惟独将薛氏家族中这个最重要的人物漏去。在为薛所蕴的祖父立的传记中说,“以孙贵”而得到了封赠官爵,其孙何人?贵居何官?则讳莫如深。这种轻重倒植的作法,明显地是怕有干违禁,而蓄意不载薛所蕴的传记。因为薛所蕴身仕两朝,官高位隆,被受到劾罢官,颇受诋议之故。由此可见这部志书纂修时,是那么小心翼翼的,那些怕修志出现偏差的人,当然要效法冯了。自乾隆五十五年冯志书成后,终清一代,孟县再也没修过志书,直至民国二十一年重修县志时,才将薛所蕴的传记补上。

民国二十一年重修的《孟县志》,吸收了乾隆冯志的优点,而补上其不足,可以说是较成功的。惟此志刻印粗率,讹误较多,如毕沅误刻为毕浣即是一例。

《孟县志》对于反动政府祸害地民国方的史实,揭露得比较多,如说到“城乡驻军充斥,供给已属不支,他处驻军又纷纷来县筹粮秣、索车马、征派款项,人民不堪其苦,有投井投河,有自缢者”。县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数字,民国十八年(1929年),供应军队支出三万六千五百九十元;而民国十九年(1930年),竟然猛增至七十三万八千六百七十五元!这项巨款,军队向县政府要,县政府向老百姓摊派,倒霉的仍是老百姓。

而在税课一门,除了记载规定的营业税、屠宰税、烟酒税等正税外,还详尽罗列了地方私立的各种苛捐杂税,如教育费、公安费、建设费、保卫团费、自治连区经费、地方费、政务警察费、清乡费、教育附捐、自治附捐、屠税附捐、渡口捐、牲畜会捐、牲畜会鞭捐、鸡蛋捐、戏捐、斗捐、青皮捐等等,多达四五十种,这种套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成为今天我们认识旧社会的很好教材。

最后,我想再介绍一下民国二十四的《汲县今志》。

我国历史上的志书浩如烟海,然以女性来纂修地方志的,恐怕则是绝无仅有。而这部《汲县今志》的纂修者,就是一位女性。本书的作者魏青铓,汲县宋村人,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她以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女,怀着对乡土的热恋,独力写下了这部志书。本书记事截止一九三五年夏,全书分二十章:一、疆域,二、沿革,三、地势及山脉,四、河流,五、气候及雨量,六、户口,七、风俗,八、自治及保甲,九、赋税,十、教育,十一、交通, 十二、农 政 ,十三、水利,十四、农产,十五、矿产,十六、工业 ,十七 、商业,十八、人物,十九、名胜古迹,二十、今昔形势之变迁。各章末附雨量统计表。卷全书仅四万字,但言简意赅,均能抓住主要问题加以记述,可以说是一部较好的志书。本书于一九三五年自费由汉口正楷印书局印刷,一九六二年汲县人民委员会又作了翻印。作者魏青铓现仍健在,已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最近,被汲县县志编纂委员会聘为顾问,正为修志献出她晚年的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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