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方志论丛：南阳地区地方志介绍
发布时间：2019-02-20 点击数：9140
南阳地区，位于河南省的西南部，它南控荆襄，北枕嵩洛，西通武关，东际淮海，为中原咽喉和四达之区，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南阳在战国时为韩国地，秦时为南阳郡，唐称宛州，寻废，元代设南阳府建制，明、清因之。现在的南阳地区基本同于明、清的南阳府地域，现辖有南阳、南召、方城、社旗、唐河、桐柏、新野，镇平、邓县、内乡、淅川、西峡十二个县和南阳一个市。
历史上南阳地区共修有志书五十四种。现存有三十七种，其中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修的志书留下来十二种，清志传下来十九种，明志则只有七种。除社旗、西峡两县是解放后新设无志外，其他各县均有志书。
南阳府志在历史上共修六次。其中明朝三次，清朝三次。这六次所修志书现今都有存书，其中明嘉靖志的校注手亦留传至今。
稿本南阳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五次。其中明朝一次，清朝三次。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张嘉谋纂修的南阳县志稿本。十二卷，亦以手稿本的形式留传至今。在明清所修志书中，只有康熙时张光祖所修志书和光绪时潘守廉、张嘉谋所修的志书留传下来，万历志和康熙时李本深所修志书皆已亡佚。
南召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两次。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县令纪华西草创县志数十册；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县令陈之聘曹哲为纂修，依旧志原本因革而损益之，编其次第，分为四卷。这两次所修志书，只有乾隆志留传下来（有刊本和铅印本两种）。
唐河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五次。其中明朝一次，清朝四次。最后一次修于光绪四年（1878年），由陈泳纂修，成书十二卷。这五次所修志书，只有康熙三十五年平镐鼎、乾隆五十二年黄文莲、光绪四年陈泳所修的志书留传至今。
桐柏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三次。桐志创自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县令张鸣鹏，康熙初县令略修之，俱未经刊；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由高士铎、樊翰续修县志，成书四卷，由巩敬绪刊印；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修，李南辉纂，成书八卷刊行。后两次所修志书皆留传至今。
镇平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五次。其中明朝一次；清朝三次，民国一次。明万历年间，李二公曾纂县志，记事起于明初，止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县令王继佑又作纂修；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县令张琮谋于学博崔皋宣，搜罗遗轶，成三卷本志书刊印；光绪二年（1876年），知县吴联元商诸明经王翊运，纲罗杂记，成书六卷刊行；民国期间又修一次，但未刊，河南通志馆曾存有镇平县志（疆域）的手抄本。在以上五次所修志书中，只有康熙志、光绪志、民国志（疆域）留传至今。
邓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七次。其中明朝三次，清朝三次。
民国十一年），邓县修志馆又重修县志，成书三十年（六卷。次所修志书，嘉靖张志、万历赵志已经失传，民这七国志只有手稿本残本留传下来。
淅川县志在历史上修了三次，均在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县令郭治纂修县志八卷刊印，咸丰十一年，抚民同知徐光第，纂修浙川厅志四卷刊行；光绪末年，又有浙川直隶厅乡土志八卷本志书问世，记事至光绪三十一年。这三次所修志书都流传了下来。其中的光绪乡士志为抄本。
新野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七次。其中明朝一次，清朝五次，民国一次。新野县志创于明朝司白鹿，但其书烬于兵火；清朝崔老山任县令时，搜罗断残而成书；继岚晓为有赵之增益，书再成；又有颜北亭、张宝庵纂辑损益，书乃四成；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县令武国枢纂修县志八卷刊印；乾隆十九年（1754年），知县徐金位纂修九卷本县志刊行；民国年间，赵莲溪纂县志二册。以上七次所修志书，前四次均告亡佚，民国志亦只留下手稿资料。
内乡县志共修七次。其中明朝两次，清朝四次，民国一次。明成化二十年（1485年），县令胡匡创修县志六卷，次年刊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县令尚从试重修县志，两年后告竣；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县令王襄明再修，两年后告竣；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由宝鼎望主修，高佑纪总纂，成书十二卷刊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张福永又增补三十二年刊本，仍为十二卷；同治八年（1869年）《内乡通考》十卷手稿本修成；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有滕云龙、王镡纂修的十二卷本县志付印本问世。在这七次所修志书中，万历志和顺治志已经失传。
方城县志在历史上共修四次。其中明朝一次，清朝两次，民国一次。方城在明清时称裕州，1913年2月改为方城县。嘉明靖二十五年（1546年）牛孟耕纂修裕州志六卷刊印；清康熙五十五年（1740年），知州董学礼又作重修；乾隆五年（1740年），宋名立又续修董志，增刊康熙五十五年本，为六卷；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由杜绪赞主修，张嘉谋任总纂，又修成八卷本并铅印成书。以上四次所修志书，皆流传至今。
如果我们打开南阳地区这些地方志，那真可谓琳琅满目，洋洋大观。南阳府治是“舆马贵游，络绎不绝”，“城邑宏丽，户口殷富”；广大农村则是：“灯影鸡声，家有缝裳之女；瓜畴田亩，野多荷笠之农”。其它山川风景、人物治行、田赋税收、农民革命，无不应有尽有，使人目不暇接，仿佛步入历史的长廊。从种类上看，也是一应俱全。既有府志、州志、县志，也有厅志、乡土志、通考。从体例上说，有些方志还是相当严整。举纲带目，条分缕析，体裁完备，部局匀称。这些都显示了志家的学术造诸和“匠心”。
在这里我们想着重介绍一下张嘉谋先生对我省特别是南阳地区修志事业所作的贡献。
张嘉谋，是当时省内外闻名的教育学家和方志学家（他的生平详见后边的南阳县志提要），这位学者、闻人的一生几乎都和河南的文化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全省修志的贡献尤为卓著。在辛亥革命中，他虽曾一度涉足政界，接受袁某指令，扮演了阻挠河南民主革命的不光彩角色，然而他的主要生涯和为之心血浇注的乃是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修志工作。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就以主修南阳县志而崭露头角，民国以后，又以参加筹办中州文献征集处和任河南通志馆纂修而名声大噪。民国十五年（1926年），又一次纂修南阳县志、校注嘉靖南阳府志，为我们留下了南阳府、县志的一些铅印本和珍贵的手稿资料。到了晚年，目睹日寇侵略，他大义凛然，持严正的抗日立场，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表现了一个爱国文人应有的高风亮节。他不顾年迈体衰，继续矢志于整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和振兴修志事业，先后参加纂修和主修了《巩县志》（民国二十六年）、《西华县志》（民国二十七年），直到最后劳瘁于《方城县志》完稿之时。在他校阅《西华县志》时，正碰上日寇飞机轰炸开封，他仍不肯辍笔。张嘉谋在这部县志序言中记述了当时情景：“…方事之殷，敌机袭汴，弹适落吾庐，左右爆发者三，飞铁庭中，屋瓦皆震。”他还激昂慷慨地写道：“当今持久抗战，西华佳弟子，多在战区最前线，其壮怀之激烈，方期最后战胜，还我河山……”。张氏就是以这样爱国的精神、必胜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来进行修志工作的，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他对修志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因此获得很好的评价。在他修过县志的地方，人们对他都留有深刻印象。巩县的评价是：“慧眼睿识，无微不照”，方城的评价是：“博学好古”，他的家乡南阳的评价是“殚心搜访，笃志撰述”。特别是在《南阳县志》的纂修过程中，他谦逊、谨慎、细微、专心。对于著述，则夙兴夜寐，亲自动手。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张嘉谋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扎实实的作风。
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及其所受旧式教育和官宦生涯的影响，就使得他所修志书很难脱离旧式志书的樊篱，很少新的创见。就拿光绪南阳县志来说，尽管内容丰富，体例严整，但总显得四平八稳，缺乏高屋建瓴的气魄。他在民国间所修的几部县志，比起同时期河南出现的几部较好的县志，如《正阳县志》等来说，也显得略逊一筹。特别是《方城县志》，大概由于他年老体弱、精力衰竭的缘故吧，修的不够理想，粗疏简陋，使人很难相信这是出自名家之手。尽管如此，张嘉谋对河南省，特别是南阳地区修志事业的贡献，仍然是不可磨灭的。
南阳地区几部府县志提要
嘉庆南阳府志
清嘉庆十三年（1807年）刊本。
纂修人孔传金，江苏元和人，举人，嘉庆十二年任南阳府知府。
南阳府志，始修于明时。明正统二年（1437年），由唐孔高纂修，金福增辑，成十二卷刊行；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由杨应奎撰，张霈补遗，成书十二卷，民国十五年（1926年），张嘉谋的《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手稿流传至今，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曾铅印出版；明万历五年（1557年），由李廷龙修，朱志藩纂，成十八卷本刊印；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由王维新修，刘汉客纂，成十三卷本刊行；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南阳知府朱璘纂修成六卷本刊印。嘉庆十二年（1807年）春，孔传金任知府，检阅旧志，亟思补之，遂于政事之余，与僚友共相采访，手自删订，付梓刊行，籍以“备考稽而广见闻”，而对于体载却一仍其旧。
全志共六卷，十二册：舆地志、建置志、赋役志各一册，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均为上中下三册。卷首列知府孔传金的序文、朱璘的康熙志原序、修志凡例七条、纂修姓氏、目录、南阳府城图、山川舆地图、府城图、各州县城图 。
嘉庆志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部南阳府志，它是在康熙志的基础上纂修的。它继承了康熙志“详搜近事，准之舆论”、“洞其源委，彻其始终”、“悉心考稽”和“亲自撰录”的传统，较系统地整理和综录了从古以来特别是康熙三十三年以后南阳府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从中颇可窥见该地区“户口日增，沿革异制”的变化之一斑。在卷一“舆地志”的“祥异”栏里，记录了从西汉高后八年至乾隆五十二年本地区的水旱、地震等灾害和赈恤情事，还记有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的活动；在卷三“赋役志”里，记载了户口、田地“今昔悬殊，多寡异数”的情况，强调了“劝开垦，清隐占”，“严保甲，劝团练”的政策，反映了清统治者在休养生息的基础上对人民统治的强化；在卷五“人物志”中，以清朝版籍之制为准，援古证今，选录了百里奚、范蠡、李通、张衡、鲁肃、诸葛亮、韩愈、张巡等历代名人的传记，还增录了乾、嘉年间一些人物的资料，以作为后人取法；在卷六“艺文志”中“以感人心，励风俗”为目的，以“有关于南阳之故实者”为原则，“广为搜辑，约取精华”，收录了百里奚的《议输晋粟》、范蠡的《御吴》、杜诗的《避郡功臣疏》、张衡的《南都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韩愈的《南阳懋绍述碑铭》、欧阳修的《南方太守碑》和《张中丞传》、王直的《重修武侯祠记》、李宗木的《卧龙冈赋》、桑芸的《张仲景先生祠墓记》、彭始博的《重建诸葛书院碑记》、朱璨的《育婴堂碑记》等有关军国大事、国计民生，地方名人、地理文物等方面内容的文章，还有张九龄、李白、岑参、孟浩然、王维、元好问、朱璘、田介等人的忧国忧民，同情人民疾苦的政治抒情诗和优美的自然风景诗，显示了南阳这一“中州重地”历代人文荟萃的盛况。
从另一方面来看，嘉庆南阳府志也有糟粕和缺陷。首先是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比较反动如。在卷一“舆地志” “祥异”一栏里，称起义人民为“匪类”、“作乱”，污蔑他们“屠戮杀人”，在“风俗”栏里，记述明未时的情况说“流贼猖獗，土寇纵横，南阳尽为贼薮”，“风俗失旧，人心不古”等，在“祥异”和“仙释”栏里，也不乏迷信、荒谬之谈。其次从体例上来说，该志与康熙志时隔一百多年，而体载却一仍其旧。六个纲的内容分量很不均匀，“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占全志内容的四分之三，而且记载内容侧重于古代。这些情况显示了作者复古守旧的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该志的价值。
光绪南阳县志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刊本。
主修潘守廉，字洁泉，济宁人，赐同进士出身，四品衔，在任候补直隶州，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三次出任南阳县知县。
主纂张嘉谋，字中孚，号梅溪钓徒。南阳人。生于1874年，逝于1941年。早年就学于开封明道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拔贡，旋中举，后主讲于陕州三门书院、淅川丹江书院，嗣主纂南阳县志。光绪末在开封办学堂，清末为河南谘议局议员，副议长。辛亥革命中，受袁世凯之命与王祖同等人在河南进行阴谋活动，使河南不得宣布独立，以抵制革命。民国元年，任河南临时省议会副议长，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三年与李敏修在北京设中州文献征辑处，搜罗本省乡贤遣著加以校刊。后返回开封办学，回乡创南阳第一图书馆，嗣后为河南通志馆纂修，兼河南博物院院长，并任河南古迹研究会主任。抗战时曾任河南临时参议会议员。
南阳县志始修于明时，万历中，知县成逊与教谕宋昂创为之，然未能传诸后世；清康熙三十年（1693年），知县张光祖因前令李本深所纂旧志，嘱诸生宋景愈、徐永芝等，重共搜辑，成书六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南阳知县潘守廉，以县志失修二百多年，“旧刻漫漶”，且“兼纪南召”，与当时之疆域不相适应，遂设局重修，延邑人张凤冈、乔景濂等分任纂修。次年，守廉调署正阳，且“京师变起”，南阳多事，修志遂告中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守廉复任南阳知县，乃以举人张嘉谋接续成之，并委派专人赴汉口、上海购置参考书籍，又得到同治中教授宋君的采辑遗稿，期以年终蒇事。未及完稿，守廉又调署杞县，嘉谋丁继母忧，修志又告中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守廉三任南阳知县，他“锐意竟其事”，筹资请人，督令踵修，终于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刊印成书。
该志共十二卷：沿革表、疆域志、建置志、职官表、田赋志、学校志、祠祀志、兵防志、沟渠志、艺文志、人物志、杂记。卷首列荣成孙葆田撰的“新修南阳县志序”、修志职名、目录、舆图（六幅），卷末附张嘉谋的“新修南阳县志跋”和潘守廉的“跋”文。全志八册，共三十万言。
该志之修，历时六年，前后知县五任，取书百十种，既有荣成名进士孙葆田发凡起例，参予商订，又有南阳名举人张嘉谋殚心搜访，笃志撰述，自始至终，校勘更二十余人，耗资三千缗，方始成书。由此可见工程之浩大和修志之艰难。该志的编纂，避免了康熙志因循守旧，“书颇疏陋”的缺陷，发扬了名志“详而不芜，赡而有体”的优点，在内容上较为完备，在体例上亦较为严整。该志“上自天地日星，下及山川，显而人伦日用，微而草木昆虫”皆有所载，较系统地收录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近代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物产资源等方面的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在卷首“舆图”中，仅图例就有二十七种，形象生动，颇为醒目。所印制的县境全图、山川图、城关图，均经实地测量，且有较准确的经纬度线，这在当时所修县志中，确属少见；在卷七“祠祀”中，较详细地记载了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在韩中选，余先强、魏上豹、钱勋吾、王明物、周谠等人的传里，记有李自成起义军和捻军张宗禹的活动史事；在卷八“兵防”中，除记录历代统治者在南阳县境的争战外，对历代农民起义如陈胜、张曼成、黄巢、刘六、刘七、张献忠、李自成和近代以陈得才、赖文光、张宗禹、任柱等为代表的西北太平军和捻军的活动，均有记述，其中对李自成起义军和太平军、捻军的活动特别是围攻南阳之役，记述尤为详细，对本县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有披露；在卷十“艺文”中，对于自汉至清的各类文章，均列出书目、卷数、作者，且根据正史和采访稿加以考证，还收录了自汉至明的金石文物如碑文、铭文、石刻、行书等，从中可以看出古代文化之发达；在卷十一“人物”中，对过去志书中有关本县的人物“略为编辑”，并加以详考和区别，选录了百里奚，张巡、韩愈、陈灰、杜延年、卓茂、李通、黄忠、李肃、铁弦、王士俊、马应麟等人物的传记，其中既有人们所熟知的人物，也有“历代人物遗佚者”，在增录的近代一些人物传中，对咸同间太平军和捻军的活动和县境人民的反抗斗争涉及不少；在卷十二“杂记”中的“祥异”栏里，记载了自周秦以至光绪二十八年县境的水旱、地震、疫病等自然灾害，在“宗教”一栏里，对有关靳岗法国天主堂的情况记述得不少。
从该志的体例来看，亦颇为严整和壮观。全志十二卷，为图一，为表二，为志九，终以杂记，以十二个纲提领全志内容，以图、纪、表志、传五种体载网罗一县之历史，真可谓纲举目张，展卷瞭然；每卷之首列有小序，概论一卷之内容，使读者预有所知，接着进入正文，夹叙夹议，杂以考证，诠释、引伸，犹如把人领进了南阳县的文化长廊和大千世界。从各纲目的内容分量来看，亦较均匀，较少畸形臃肿之弊病。以上这些，都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造旨和驾驭材料之功力。
当然，该志也并不是没有糟粕和缺陷。如在“人物”、“列女”、“兵防”等志中，对明未农民起义和近代太平军、捻军的记载，尚多有污蔑之词。又如在“祥异”栏里，作者认为“凡五行志所载，史册俱在，不可诬也。”因而，以讹传讹，将“童子化为雉”、“二龙斗于城西”之类的迷信故事亦载入县志。历代大事也被分放于“兵防”、“杂记”等栏目之中，使该志显得有点平铺直叙，缺乏脊骨。另外，有些叙述内容也相当陈旧，缺乏新的观点。尽管如此，但在南阳府属的州县志当中，该志仍应名列前茅，和全省同一时期所修的县志相比，亦并不逊色多少。
唐县志提要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刊本。
主修黄文莲，字芳亭，一字星槎，江苏上海县人，乾隆十五年（1750年）举人，原为泌阳县知县，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从泌阳县调署唐县知县。
主纂吴泰来，字竹屿，长洲人，内阁中书舍人，曾任大梁书院山长。
唐县之名，始于明初，1914年1月改名沘源县，后又改名为唐河县。唐县有志始于明代。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知县李铎，以唐志久残，为修辑之奏，经李铎，曲天枢手编成书；清朝顺治十六年（1659年），知县李兴运又修；康熙六年（1667年），知县田介主持修志，而考订编次，皆曲耀辰之功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由知县平鄗鼎主修，由李璜主纂，成书八卷付刊。乾隆八年（1743年）县令杨煐曾聘孝廉李杜增修邑志，未成，杨公调任去，李杜留下了手录一册。乾隆五十一年，黄文莲调署唐县，奉上司面谕，拟对县志重加修葺，爰有老友大梁书院山长吴竹屿先生丁年家居，遂聘为纂修，与之“遥口相商，矮笺互答”，“征词考义，弄墨燃脂”，终成“一邦文献”，并于乾隆五十二年付印。
全志共十卷：地舆志、建置志、赋役志、职官志、宦绩志、选举志各一卷，人物志、艺文志各两卷。卷首列黄文莲的重修唐县志序、唐县志图（四幅）、目录，历修新修唐县志姓氏，凡例（十条）、旧序、跋、檄文五篇。
该志是在康熙志的基础上，援据李杜手稿，重加修辑的。全志用八纲六十目网罗一县之历史，对历代尤其是康熙三十五年以后的社会生活，人物治行、山川风土等方面的情况，分门排纂，按籍钩稽，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可作参考的资料。在卷一“地舆志”的“灾祥”一栏里，记载了历代水旱、蝗、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农作物的收成情况，对明朝刘六刘七起义、对崇祯七年本县陈蛟起义亦有记载；在卷三，“赋役志”里，对今昔户口、田赋，均照赋役全书重加厘订，还列有前知县的招抚逃亡条议，分析了农民逃亡的原因；在卷五 “宦迹志”李懋传中记有他率军攻蔡州反将吴元济之事，在王深泽、谭圣言、蔺起龙传中记有李自成起义军事，在李芝、田介等人的传中，英、王璞记有关于时政和国计民生者；在卷七“人物志”的“乡贤”一栏里收录有朱序、曹文恒、韩应琦等人的传记，其中多涉有军国大事。在“武功”栏里的清朝王可太、王一柱（父子）传中，有关于明末农民起义情事。在“流寓”栏的王郡传中，记述了雍、乾年间这位重要将领的征战之功；在卷九“艺文志”里，收录了明朝的焦希程、李长春、董其昌和清朝的曲耀辰、田介、宋梅、黄文莲、李兴运、韩应琦、周汝逵、曹文衡、平鄗鼎等人的有关时政，国计民生、文化教育、地理风景等方面的文章。其中田介的“名宦祠记”、“秋香亭记”、“清德堂记”，曹文衡的“务清蠲灾疏”等文中，多有关于讽刺“时政之流弊”和同情“百姓之颠连”及民间疾苦的文字。还有周汝逵的“积谷考”、“所兵考”、“盐政考”、“矿税考”，备述沿革，提供了翔实的经济，军事资料。再如黄文莲的诗“寻淮源作”、“石柱山赋”和田介的“初过唐城”“寒泉寺”，亦都堪称佳作。从该志的体例来看，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全志八纲六十目，分合颇为得宜。以卷一“地舆志”为例，用分野，沿革、疆域、山川、古迹、里甲、集镇、风俗、物产、灾祥十个细目，描述了一县之地理和自然风貌，给人以总体之感。再如“艺文志”，用碑记、序、考、跋、奏疏、传、祭文、墓志、诗、赋十目，纲罗全县之诗文，更是别具一格。
当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体例上，该志都还有不少糟粕和缺陷。如对农民起义的记载，不乏污蔑之词，在所收录的文章中，尚有歌功颂德的应时之作。从体例来看，也不完善，特别是完全忽略了表的使用，使有些地方给人以“流水帐”的印象。另外，作者认为：“凡志例冠以小序后赘评语，大抵摭拾陈言，甚至以文灭质”。此种看法，未免失之偏激，难以使人苟同。
邓州志提要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本
主修蒋光祖，字南邨，江南泰兴人，拔贡，乾隆十七年任南阳府邓州知州。
编辑姚之琅，字梧轩，湖北黄陂人，举人，候选知县。
邓州之名，始于隋朝。唐、宋设邓州南阳郡。元、明、清三代又称邓州，属南阳府，领三县。1913年2月改称邓县，相沿至今。
邓州有志，始于明时，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知州张仙始修邓志十卷，郡事稍备而于属县犹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潘君庭楠复采三县志增修之，为十六卷：图一，纪二，表四，志七，传二。一方之文献始称“大备”；万历三十年（1602年），知州赵沛爰谋于新野马太史及本州诸孝廉，复聘张桂祯、丁宏总其事，夏五月始事，越秋七月书成。是书增录五十年之事迹，证据前帙，但卷目俱因袭潘之旧志；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知州陈良玉，延访耆旧，聘彭而述为纂修，稍采前志，参以近迹，以次编纪，为图一，为纪一，为表四，为志八，为列传四，共成书二十卷，付刊印行；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知州赵德，集以彭始超为首的郡士之有名者，共勷其事，踵前志之遗，仇校而增修，较前略备。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州蒋光祖，以康熙志“务在搜罗，未遑精，遂聘姚之琅任纂修，博稽史传，订为补缺，又续记六十年事，刊印成书。
全书共二十四卷。分沿革、星野、疆域、山川水利、建置、学校、祀典、古迹、风俗、赋役、职官、名宦、武备、选举、人物、忠烈、孝弟义行、隐逸流寓、仙释方技、列女、艺文上、艺文下、杂记等。卷首列知州张仙、赵沛，陈良玉、赵德、万愫写的旧志序、邓州志目录、凡例（十六条）、修志姓氏、舆图（十二幅）、蒋光祖写的现志序。
在南阳府属留传下来的六部州志当中，乾隆邓州志应是质量较高的一部。该志以“为民究利害之源、正趋避之路”为宗旨，“往绪求诸正史，近事订详核，叙协诸舆论”，考次简明，为世人提供了一方之文献。翻开该志之后，十二幅舆图依次映入眼帘：首先是邓州全图、邓州城图、州治图、学宫图，形象清晰，一目瞭然。接着是八幅风景图画，引人入胜，别有情趣。在卷一“沿革”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自夏及清邓州的地理和行政沿革，并依朝代顺序用表格注明；在卷十“赋役”中，作者指出，“急政暴敛”乃是造成明末“海内困穷，盗贼四起”的主要原因，并按里甲，田赋、邮传、盐引四个细目，记载了一州之户口人丁、赋税徭役的具体数字和有关情形；在卷十二“名宦”中，为了“昭示民情，激扬吏治”，作者收录了赵普、寇准、范仲淹、张叔夜、张仙、潘廷楠、黄应来、薛应龄、任从仕、李国玺，马迪吉、张光祁等历代和当朝一些名宦的传记中，其中多有涉及时政，国计民生以及农民起义之文字；在卷十三“武备”中，作者介绍了清统治者为加强对该州的控制，特设邓新营的情况，并记载了该州武官编制、兵丁数字等，反映了清朝对界连湖北的这一边缘州的重视；在卷十五“人物”中，作者收录了贾复、郭丹、左雄、邓艾、岑参、韩愈、李贤、李永茂、彭而述等人的传记，其中多有涉及军国要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在卷十之“忠烈”中，唐朝张巡的传记里有关于平息安史之乱的内容，在铁铉、丁乙、海成、丁如浣的传记中，有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史事；在卷二十二“艺文上”和卷二十三“艺文下”中，收录了张巡、李翰、李永茂、韩愈、元好问、李贤、潘庭楠、张仙、赵德、彭而述、廖掞、姚之琅、蒋光祖、范仲淹、王维、岑参、杜甫、贾岛等历代闻人、学者的诗文，其中有些文章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还有一些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也有一些是很少为世人所知的佳作；在卷二十四“杂记”中的“祥异”栏里，记录了自唐及清的水、旱、蝗虫、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和农作物的收成情况及蠲赈事宜。在“兵变”栏里，记载了自周桓王四年至康熙四年间统治者的争战和刘六、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活动。从该志的体例来看，也不无特色。作者是用二十四个纲来总揽全书内容的尚能包罗万象，独具一格。图、记、表、志、传五种体裁都能使用。每卷前有序文，总论一卷要旨，以下或以类编，或以目分，或按先后世次，读之使人颇为爽目。
当然，邓州志也有糟粕和缺陷。在“人物”、“艺文”、“杂记”等卷目中，有对农民起义的污蔑之词和“世运迁革，治乱循环”的谬说；在“隐逸”、“仙释”、“祥异”、“兵变”等栏目中，都不乏迷信、荒谬的无稽之谈；在“学校”、“孝悌”、“烈女”、祀典”等卷目中，芜杂和琐碎之内容所在多有；在“人物”、“艺文”卷中，滥收之例和粗制滥造的作品也不难遇到。尽管如此，但如果我们进行全面衡量和比较的话，那就不得不承认：乾隆邓州志不仅超过历代的邓州志，而且和同时期南阳府属所修州县志相比，也并不居下。
历史上南阳地区共修有志书五十四种。现存有三十七种，其中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修的志书留下来十二种，清志传下来十九种，明志则只有七种。除社旗、西峡两县是解放后新设无志外，其他各县均有志书。
南阳府志在历史上共修六次。其中明朝三次，清朝三次。这六次所修志书现今都有存书，其中明嘉靖志的校注手亦留传至今。
稿本南阳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五次。其中明朝一次，清朝三次。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张嘉谋纂修的南阳县志稿本。十二卷，亦以手稿本的形式留传至今。在明清所修志书中，只有康熙时张光祖所修志书和光绪时潘守廉、张嘉谋所修的志书留传下来，万历志和康熙时李本深所修志书皆已亡佚。
南召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两次。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县令纪华西草创县志数十册；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县令陈之聘曹哲为纂修，依旧志原本因革而损益之，编其次第，分为四卷。这两次所修志书，只有乾隆志留传下来（有刊本和铅印本两种）。
唐河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五次。其中明朝一次，清朝四次。最后一次修于光绪四年（1878年），由陈泳纂修，成书十二卷。这五次所修志书，只有康熙三十五年平镐鼎、乾隆五十二年黄文莲、光绪四年陈泳所修的志书留传至今。
桐柏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三次。桐志创自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县令张鸣鹏，康熙初县令略修之，俱未经刊；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由高士铎、樊翰续修县志，成书四卷，由巩敬绪刊印；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修，李南辉纂，成书八卷刊行。后两次所修志书皆留传至今。
镇平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五次。其中明朝一次；清朝三次，民国一次。明万历年间，李二公曾纂县志，记事起于明初，止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县令王继佑又作纂修；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县令张琮谋于学博崔皋宣，搜罗遗轶，成三卷本志书刊印；光绪二年（1876年），知县吴联元商诸明经王翊运，纲罗杂记，成书六卷刊行；民国期间又修一次，但未刊，河南通志馆曾存有镇平县志（疆域）的手抄本。在以上五次所修志书中，只有康熙志、光绪志、民国志（疆域）留传至今。
邓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七次。其中明朝三次，清朝三次。
民国十一年），邓县修志馆又重修县志，成书三十年（六卷。次所修志书，嘉靖张志、万历赵志已经失传，民这七国志只有手稿本残本留传下来。
淅川县志在历史上修了三次，均在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县令郭治纂修县志八卷刊印，咸丰十一年，抚民同知徐光第，纂修浙川厅志四卷刊行；光绪末年，又有浙川直隶厅乡土志八卷本志书问世，记事至光绪三十一年。这三次所修志书都流传了下来。其中的光绪乡士志为抄本。
新野县志在历史上共修七次。其中明朝一次，清朝五次，民国一次。新野县志创于明朝司白鹿，但其书烬于兵火；清朝崔老山任县令时，搜罗断残而成书；继岚晓为有赵之增益，书再成；又有颜北亭、张宝庵纂辑损益，书乃四成；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县令武国枢纂修县志八卷刊印；乾隆十九年（1754年），知县徐金位纂修九卷本县志刊行；民国年间，赵莲溪纂县志二册。以上七次所修志书，前四次均告亡佚，民国志亦只留下手稿资料。
内乡县志共修七次。其中明朝两次，清朝四次，民国一次。明成化二十年（1485年），县令胡匡创修县志六卷，次年刊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县令尚从试重修县志，两年后告竣；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县令王襄明再修，两年后告竣；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由宝鼎望主修，高佑纪总纂，成书十二卷刊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张福永又增补三十二年刊本，仍为十二卷；同治八年（1869年）《内乡通考》十卷手稿本修成；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有滕云龙、王镡纂修的十二卷本县志付印本问世。在这七次所修志书中，万历志和顺治志已经失传。
方城县志在历史上共修四次。其中明朝一次，清朝两次，民国一次。方城在明清时称裕州，1913年2月改为方城县。嘉明靖二十五年（1546年）牛孟耕纂修裕州志六卷刊印；清康熙五十五年（1740年），知州董学礼又作重修；乾隆五年（1740年），宋名立又续修董志，增刊康熙五十五年本，为六卷；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由杜绪赞主修，张嘉谋任总纂，又修成八卷本并铅印成书。以上四次所修志书，皆流传至今。
如果我们打开南阳地区这些地方志，那真可谓琳琅满目，洋洋大观。南阳府治是“舆马贵游，络绎不绝”，“城邑宏丽，户口殷富”；广大农村则是：“灯影鸡声，家有缝裳之女；瓜畴田亩，野多荷笠之农”。其它山川风景、人物治行、田赋税收、农民革命，无不应有尽有，使人目不暇接，仿佛步入历史的长廊。从种类上看，也是一应俱全。既有府志、州志、县志，也有厅志、乡土志、通考。从体例上说，有些方志还是相当严整。举纲带目，条分缕析，体裁完备，部局匀称。这些都显示了志家的学术造诸和“匠心”。
在这里我们想着重介绍一下张嘉谋先生对我省特别是南阳地区修志事业所作的贡献。
张嘉谋，是当时省内外闻名的教育学家和方志学家（他的生平详见后边的南阳县志提要），这位学者、闻人的一生几乎都和河南的文化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全省修志的贡献尤为卓著。在辛亥革命中，他虽曾一度涉足政界，接受袁某指令，扮演了阻挠河南民主革命的不光彩角色，然而他的主要生涯和为之心血浇注的乃是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修志工作。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就以主修南阳县志而崭露头角，民国以后，又以参加筹办中州文献征集处和任河南通志馆纂修而名声大噪。民国十五年（1926年），又一次纂修南阳县志、校注嘉靖南阳府志，为我们留下了南阳府、县志的一些铅印本和珍贵的手稿资料。到了晚年，目睹日寇侵略，他大义凛然，持严正的抗日立场，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表现了一个爱国文人应有的高风亮节。他不顾年迈体衰，继续矢志于整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和振兴修志事业，先后参加纂修和主修了《巩县志》（民国二十六年）、《西华县志》（民国二十七年），直到最后劳瘁于《方城县志》完稿之时。在他校阅《西华县志》时，正碰上日寇飞机轰炸开封，他仍不肯辍笔。张嘉谋在这部县志序言中记述了当时情景：“…方事之殷，敌机袭汴，弹适落吾庐，左右爆发者三，飞铁庭中，屋瓦皆震。”他还激昂慷慨地写道：“当今持久抗战，西华佳弟子，多在战区最前线，其壮怀之激烈，方期最后战胜，还我河山……”。张氏就是以这样爱国的精神、必胜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来进行修志工作的，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他对修志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因此获得很好的评价。在他修过县志的地方，人们对他都留有深刻印象。巩县的评价是：“慧眼睿识，无微不照”，方城的评价是：“博学好古”，他的家乡南阳的评价是“殚心搜访，笃志撰述”。特别是在《南阳县志》的纂修过程中，他谦逊、谨慎、细微、专心。对于著述，则夙兴夜寐，亲自动手。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张嘉谋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扎实实的作风。
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及其所受旧式教育和官宦生涯的影响，就使得他所修志书很难脱离旧式志书的樊篱，很少新的创见。就拿光绪南阳县志来说，尽管内容丰富，体例严整，但总显得四平八稳，缺乏高屋建瓴的气魄。他在民国间所修的几部县志，比起同时期河南出现的几部较好的县志，如《正阳县志》等来说，也显得略逊一筹。特别是《方城县志》，大概由于他年老体弱、精力衰竭的缘故吧，修的不够理想，粗疏简陋，使人很难相信这是出自名家之手。尽管如此，张嘉谋对河南省，特别是南阳地区修志事业的贡献，仍然是不可磨灭的。
南阳地区几部府县志提要
嘉庆南阳府志
清嘉庆十三年（1807年）刊本。
纂修人孔传金，江苏元和人，举人，嘉庆十二年任南阳府知府。
南阳府志，始修于明时。明正统二年（1437年），由唐孔高纂修，金福增辑，成十二卷刊行；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由杨应奎撰，张霈补遗，成书十二卷，民国十五年（1926年），张嘉谋的《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手稿流传至今，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曾铅印出版；明万历五年（1557年），由李廷龙修，朱志藩纂，成十八卷本刊印；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由王维新修，刘汉客纂，成十三卷本刊行；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南阳知府朱璘纂修成六卷本刊印。嘉庆十二年（1807年）春，孔传金任知府，检阅旧志，亟思补之，遂于政事之余，与僚友共相采访，手自删订，付梓刊行，籍以“备考稽而广见闻”，而对于体载却一仍其旧。
全志共六卷，十二册：舆地志、建置志、赋役志各一册，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均为上中下三册。卷首列知府孔传金的序文、朱璘的康熙志原序、修志凡例七条、纂修姓氏、目录、南阳府城图、山川舆地图、府城图、各州县城图 。
嘉庆志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部南阳府志，它是在康熙志的基础上纂修的。它继承了康熙志“详搜近事，准之舆论”、“洞其源委，彻其始终”、“悉心考稽”和“亲自撰录”的传统，较系统地整理和综录了从古以来特别是康熙三十三年以后南阳府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从中颇可窥见该地区“户口日增，沿革异制”的变化之一斑。在卷一“舆地志”的“祥异”栏里，记录了从西汉高后八年至乾隆五十二年本地区的水旱、地震等灾害和赈恤情事，还记有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的活动；在卷三“赋役志”里，记载了户口、田地“今昔悬殊，多寡异数”的情况，强调了“劝开垦，清隐占”，“严保甲，劝团练”的政策，反映了清统治者在休养生息的基础上对人民统治的强化；在卷五“人物志”中，以清朝版籍之制为准，援古证今，选录了百里奚、范蠡、李通、张衡、鲁肃、诸葛亮、韩愈、张巡等历代名人的传记，还增录了乾、嘉年间一些人物的资料，以作为后人取法；在卷六“艺文志”中“以感人心，励风俗”为目的，以“有关于南阳之故实者”为原则，“广为搜辑，约取精华”，收录了百里奚的《议输晋粟》、范蠡的《御吴》、杜诗的《避郡功臣疏》、张衡的《南都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韩愈的《南阳懋绍述碑铭》、欧阳修的《南方太守碑》和《张中丞传》、王直的《重修武侯祠记》、李宗木的《卧龙冈赋》、桑芸的《张仲景先生祠墓记》、彭始博的《重建诸葛书院碑记》、朱璨的《育婴堂碑记》等有关军国大事、国计民生，地方名人、地理文物等方面内容的文章，还有张九龄、李白、岑参、孟浩然、王维、元好问、朱璘、田介等人的忧国忧民，同情人民疾苦的政治抒情诗和优美的自然风景诗，显示了南阳这一“中州重地”历代人文荟萃的盛况。
从另一方面来看，嘉庆南阳府志也有糟粕和缺陷。首先是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比较反动如。在卷一“舆地志” “祥异”一栏里，称起义人民为“匪类”、“作乱”，污蔑他们“屠戮杀人”，在“风俗”栏里，记述明未时的情况说“流贼猖獗，土寇纵横，南阳尽为贼薮”，“风俗失旧，人心不古”等，在“祥异”和“仙释”栏里，也不乏迷信、荒谬之谈。其次从体例上来说，该志与康熙志时隔一百多年，而体载却一仍其旧。六个纲的内容分量很不均匀，“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占全志内容的四分之三，而且记载内容侧重于古代。这些情况显示了作者复古守旧的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该志的价值。
光绪南阳县志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刊本。
主修潘守廉，字洁泉，济宁人，赐同进士出身，四品衔，在任候补直隶州，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三次出任南阳县知县。
主纂张嘉谋，字中孚，号梅溪钓徒。南阳人。生于1874年，逝于1941年。早年就学于开封明道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拔贡，旋中举，后主讲于陕州三门书院、淅川丹江书院，嗣主纂南阳县志。光绪末在开封办学堂，清末为河南谘议局议员，副议长。辛亥革命中，受袁世凯之命与王祖同等人在河南进行阴谋活动，使河南不得宣布独立，以抵制革命。民国元年，任河南临时省议会副议长，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三年与李敏修在北京设中州文献征辑处，搜罗本省乡贤遣著加以校刊。后返回开封办学，回乡创南阳第一图书馆，嗣后为河南通志馆纂修，兼河南博物院院长，并任河南古迹研究会主任。抗战时曾任河南临时参议会议员。
南阳县志始修于明时，万历中，知县成逊与教谕宋昂创为之，然未能传诸后世；清康熙三十年（1693年），知县张光祖因前令李本深所纂旧志，嘱诸生宋景愈、徐永芝等，重共搜辑，成书六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南阳知县潘守廉，以县志失修二百多年，“旧刻漫漶”，且“兼纪南召”，与当时之疆域不相适应，遂设局重修，延邑人张凤冈、乔景濂等分任纂修。次年，守廉调署正阳，且“京师变起”，南阳多事，修志遂告中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守廉复任南阳知县，乃以举人张嘉谋接续成之，并委派专人赴汉口、上海购置参考书籍，又得到同治中教授宋君的采辑遗稿，期以年终蒇事。未及完稿，守廉又调署杞县，嘉谋丁继母忧，修志又告中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守廉三任南阳知县，他“锐意竟其事”，筹资请人，督令踵修，终于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刊印成书。
该志共十二卷：沿革表、疆域志、建置志、职官表、田赋志、学校志、祠祀志、兵防志、沟渠志、艺文志、人物志、杂记。卷首列荣成孙葆田撰的“新修南阳县志序”、修志职名、目录、舆图（六幅），卷末附张嘉谋的“新修南阳县志跋”和潘守廉的“跋”文。全志八册，共三十万言。
该志之修，历时六年，前后知县五任，取书百十种，既有荣成名进士孙葆田发凡起例，参予商订，又有南阳名举人张嘉谋殚心搜访，笃志撰述，自始至终，校勘更二十余人，耗资三千缗，方始成书。由此可见工程之浩大和修志之艰难。该志的编纂，避免了康熙志因循守旧，“书颇疏陋”的缺陷，发扬了名志“详而不芜，赡而有体”的优点，在内容上较为完备，在体例上亦较为严整。该志“上自天地日星，下及山川，显而人伦日用，微而草木昆虫”皆有所载，较系统地收录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近代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物产资源等方面的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在卷首“舆图”中，仅图例就有二十七种，形象生动，颇为醒目。所印制的县境全图、山川图、城关图，均经实地测量，且有较准确的经纬度线，这在当时所修县志中，确属少见；在卷七“祠祀”中，较详细地记载了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在韩中选，余先强、魏上豹、钱勋吾、王明物、周谠等人的传里，记有李自成起义军和捻军张宗禹的活动史事；在卷八“兵防”中，除记录历代统治者在南阳县境的争战外，对历代农民起义如陈胜、张曼成、黄巢、刘六、刘七、张献忠、李自成和近代以陈得才、赖文光、张宗禹、任柱等为代表的西北太平军和捻军的活动，均有记述，其中对李自成起义军和太平军、捻军的活动特别是围攻南阳之役，记述尤为详细，对本县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有披露；在卷十“艺文”中，对于自汉至清的各类文章，均列出书目、卷数、作者，且根据正史和采访稿加以考证，还收录了自汉至明的金石文物如碑文、铭文、石刻、行书等，从中可以看出古代文化之发达；在卷十一“人物”中，对过去志书中有关本县的人物“略为编辑”，并加以详考和区别，选录了百里奚，张巡、韩愈、陈灰、杜延年、卓茂、李通、黄忠、李肃、铁弦、王士俊、马应麟等人物的传记，其中既有人们所熟知的人物，也有“历代人物遗佚者”，在增录的近代一些人物传中，对咸同间太平军和捻军的活动和县境人民的反抗斗争涉及不少；在卷十二“杂记”中的“祥异”栏里，记载了自周秦以至光绪二十八年县境的水旱、地震、疫病等自然灾害，在“宗教”一栏里，对有关靳岗法国天主堂的情况记述得不少。
从该志的体例来看，亦颇为严整和壮观。全志十二卷，为图一，为表二，为志九，终以杂记，以十二个纲提领全志内容，以图、纪、表志、传五种体载网罗一县之历史，真可谓纲举目张，展卷瞭然；每卷之首列有小序，概论一卷之内容，使读者预有所知，接着进入正文，夹叙夹议，杂以考证，诠释、引伸，犹如把人领进了南阳县的文化长廊和大千世界。从各纲目的内容分量来看，亦较均匀，较少畸形臃肿之弊病。以上这些，都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造旨和驾驭材料之功力。
当然，该志也并不是没有糟粕和缺陷。如在“人物”、“列女”、“兵防”等志中，对明未农民起义和近代太平军、捻军的记载，尚多有污蔑之词。又如在“祥异”栏里，作者认为“凡五行志所载，史册俱在，不可诬也。”因而，以讹传讹，将“童子化为雉”、“二龙斗于城西”之类的迷信故事亦载入县志。历代大事也被分放于“兵防”、“杂记”等栏目之中，使该志显得有点平铺直叙，缺乏脊骨。另外，有些叙述内容也相当陈旧，缺乏新的观点。尽管如此，但在南阳府属的州县志当中，该志仍应名列前茅，和全省同一时期所修的县志相比，亦并不逊色多少。
唐县志提要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刊本。
主修黄文莲，字芳亭，一字星槎，江苏上海县人，乾隆十五年（1750年）举人，原为泌阳县知县，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从泌阳县调署唐县知县。
主纂吴泰来，字竹屿，长洲人，内阁中书舍人，曾任大梁书院山长。
唐县之名，始于明初，1914年1月改名沘源县，后又改名为唐河县。唐县有志始于明代。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知县李铎，以唐志久残，为修辑之奏，经李铎，曲天枢手编成书；清朝顺治十六年（1659年），知县李兴运又修；康熙六年（1667年），知县田介主持修志，而考订编次，皆曲耀辰之功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由知县平鄗鼎主修，由李璜主纂，成书八卷付刊。乾隆八年（1743年）县令杨煐曾聘孝廉李杜增修邑志，未成，杨公调任去，李杜留下了手录一册。乾隆五十一年，黄文莲调署唐县，奉上司面谕，拟对县志重加修葺，爰有老友大梁书院山长吴竹屿先生丁年家居，遂聘为纂修，与之“遥口相商，矮笺互答”，“征词考义，弄墨燃脂”，终成“一邦文献”，并于乾隆五十二年付印。
全志共十卷：地舆志、建置志、赋役志、职官志、宦绩志、选举志各一卷，人物志、艺文志各两卷。卷首列黄文莲的重修唐县志序、唐县志图（四幅）、目录，历修新修唐县志姓氏，凡例（十条）、旧序、跋、檄文五篇。
该志是在康熙志的基础上，援据李杜手稿，重加修辑的。全志用八纲六十目网罗一县之历史，对历代尤其是康熙三十五年以后的社会生活，人物治行、山川风土等方面的情况，分门排纂，按籍钩稽，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可作参考的资料。在卷一“地舆志”的“灾祥”一栏里，记载了历代水旱、蝗、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农作物的收成情况，对明朝刘六刘七起义、对崇祯七年本县陈蛟起义亦有记载；在卷三，“赋役志”里，对今昔户口、田赋，均照赋役全书重加厘订，还列有前知县的招抚逃亡条议，分析了农民逃亡的原因；在卷五 “宦迹志”李懋传中记有他率军攻蔡州反将吴元济之事，在王深泽、谭圣言、蔺起龙传中记有李自成起义军事，在李芝、田介等人的传中，英、王璞记有关于时政和国计民生者；在卷七“人物志”的“乡贤”一栏里收录有朱序、曹文恒、韩应琦等人的传记，其中多涉有军国大事。在“武功”栏里的清朝王可太、王一柱（父子）传中，有关于明末农民起义情事。在“流寓”栏的王郡传中，记述了雍、乾年间这位重要将领的征战之功；在卷九“艺文志”里，收录了明朝的焦希程、李长春、董其昌和清朝的曲耀辰、田介、宋梅、黄文莲、李兴运、韩应琦、周汝逵、曹文衡、平鄗鼎等人的有关时政，国计民生、文化教育、地理风景等方面的文章。其中田介的“名宦祠记”、“秋香亭记”、“清德堂记”，曹文衡的“务清蠲灾疏”等文中，多有关于讽刺“时政之流弊”和同情“百姓之颠连”及民间疾苦的文字。还有周汝逵的“积谷考”、“所兵考”、“盐政考”、“矿税考”，备述沿革，提供了翔实的经济，军事资料。再如黄文莲的诗“寻淮源作”、“石柱山赋”和田介的“初过唐城”“寒泉寺”，亦都堪称佳作。从该志的体例来看，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全志八纲六十目，分合颇为得宜。以卷一“地舆志”为例，用分野，沿革、疆域、山川、古迹、里甲、集镇、风俗、物产、灾祥十个细目，描述了一县之地理和自然风貌，给人以总体之感。再如“艺文志”，用碑记、序、考、跋、奏疏、传、祭文、墓志、诗、赋十目，纲罗全县之诗文，更是别具一格。
当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体例上，该志都还有不少糟粕和缺陷。如对农民起义的记载，不乏污蔑之词，在所收录的文章中，尚有歌功颂德的应时之作。从体例来看，也不完善，特别是完全忽略了表的使用，使有些地方给人以“流水帐”的印象。另外，作者认为：“凡志例冠以小序后赘评语，大抵摭拾陈言，甚至以文灭质”。此种看法，未免失之偏激，难以使人苟同。
邓州志提要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本
主修蒋光祖，字南邨，江南泰兴人，拔贡，乾隆十七年任南阳府邓州知州。
编辑姚之琅，字梧轩，湖北黄陂人，举人，候选知县。
邓州之名，始于隋朝。唐、宋设邓州南阳郡。元、明、清三代又称邓州，属南阳府，领三县。1913年2月改称邓县，相沿至今。
邓州有志，始于明时，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知州张仙始修邓志十卷，郡事稍备而于属县犹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潘君庭楠复采三县志增修之，为十六卷：图一，纪二，表四，志七，传二。一方之文献始称“大备”；万历三十年（1602年），知州赵沛爰谋于新野马太史及本州诸孝廉，复聘张桂祯、丁宏总其事，夏五月始事，越秋七月书成。是书增录五十年之事迹，证据前帙，但卷目俱因袭潘之旧志；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知州陈良玉，延访耆旧，聘彭而述为纂修，稍采前志，参以近迹，以次编纪，为图一，为纪一，为表四，为志八，为列传四，共成书二十卷，付刊印行；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知州赵德，集以彭始超为首的郡士之有名者，共勷其事，踵前志之遗，仇校而增修，较前略备。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州蒋光祖，以康熙志“务在搜罗，未遑精，遂聘姚之琅任纂修，博稽史传，订为补缺，又续记六十年事，刊印成书。
全书共二十四卷。分沿革、星野、疆域、山川水利、建置、学校、祀典、古迹、风俗、赋役、职官、名宦、武备、选举、人物、忠烈、孝弟义行、隐逸流寓、仙释方技、列女、艺文上、艺文下、杂记等。卷首列知州张仙、赵沛，陈良玉、赵德、万愫写的旧志序、邓州志目录、凡例（十六条）、修志姓氏、舆图（十二幅）、蒋光祖写的现志序。
在南阳府属留传下来的六部州志当中，乾隆邓州志应是质量较高的一部。该志以“为民究利害之源、正趋避之路”为宗旨，“往绪求诸正史，近事订详核，叙协诸舆论”，考次简明，为世人提供了一方之文献。翻开该志之后，十二幅舆图依次映入眼帘：首先是邓州全图、邓州城图、州治图、学宫图，形象清晰，一目瞭然。接着是八幅风景图画，引人入胜，别有情趣。在卷一“沿革”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自夏及清邓州的地理和行政沿革，并依朝代顺序用表格注明；在卷十“赋役”中，作者指出，“急政暴敛”乃是造成明末“海内困穷，盗贼四起”的主要原因，并按里甲，田赋、邮传、盐引四个细目，记载了一州之户口人丁、赋税徭役的具体数字和有关情形；在卷十二“名宦”中，为了“昭示民情，激扬吏治”，作者收录了赵普、寇准、范仲淹、张叔夜、张仙、潘廷楠、黄应来、薛应龄、任从仕、李国玺，马迪吉、张光祁等历代和当朝一些名宦的传记中，其中多有涉及时政，国计民生以及农民起义之文字；在卷十三“武备”中，作者介绍了清统治者为加强对该州的控制，特设邓新营的情况，并记载了该州武官编制、兵丁数字等，反映了清朝对界连湖北的这一边缘州的重视；在卷十五“人物”中，作者收录了贾复、郭丹、左雄、邓艾、岑参、韩愈、李贤、李永茂、彭而述等人的传记，其中多有涉及军国要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在卷十之“忠烈”中，唐朝张巡的传记里有关于平息安史之乱的内容，在铁铉、丁乙、海成、丁如浣的传记中，有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史事；在卷二十二“艺文上”和卷二十三“艺文下”中，收录了张巡、李翰、李永茂、韩愈、元好问、李贤、潘庭楠、张仙、赵德、彭而述、廖掞、姚之琅、蒋光祖、范仲淹、王维、岑参、杜甫、贾岛等历代闻人、学者的诗文，其中有些文章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还有一些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也有一些是很少为世人所知的佳作；在卷二十四“杂记”中的“祥异”栏里，记录了自唐及清的水、旱、蝗虫、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和农作物的收成情况及蠲赈事宜。在“兵变”栏里，记载了自周桓王四年至康熙四年间统治者的争战和刘六、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活动。从该志的体例来看，也不无特色。作者是用二十四个纲来总揽全书内容的尚能包罗万象，独具一格。图、记、表、志、传五种体裁都能使用。每卷前有序文，总论一卷要旨，以下或以类编，或以目分，或按先后世次，读之使人颇为爽目。
当然，邓州志也有糟粕和缺陷。在“人物”、“艺文”、“杂记”等卷目中，有对农民起义的污蔑之词和“世运迁革，治乱循环”的谬说；在“隐逸”、“仙释”、“祥异”、“兵变”等栏目中，都不乏迷信、荒谬的无稽之谈；在“学校”、“孝悌”、“烈女”、祀典”等卷目中，芜杂和琐碎之内容所在多有；在“人物”、“艺文”卷中，滥收之例和粗制滥造的作品也不难遇到。尽管如此，但如果我们进行全面衡量和比较的话，那就不得不承认：乾隆邓州志不仅超过历代的邓州志，而且和同时期南阳府属所修州县志相比，也并不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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