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清乾隆《永清县志》
发布时间：2019-07-18 点击数：2821
清乾隆《永清县志》是章学诚亲自撰修的众多志书中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部志书。本文通过对此书的解读，剖析章学诚“写史重意”的方志义旨、“恪守史法”的志书体例、“备国史要删”的修志目的，以探讨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
清代方志学家、史学家章学诚一生参预或亲自撰修地方志11种，但现存者大多残缺不全。《湖北通志》已被纂改，《和州志》散佚后重新写定为二十篇，《亳州志》仅存“人物表例议”、“掌故例议”等六篇，惟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公元1777—1779年）编纂的《永清县志》保存完好。此志书虽比不上章氏自视为得意之作的《亳州志》，却是最能全面体现他的方志学思想的一部志书。本文试就此书所反映的章学诚修志义旨、体例和目的，予以粗浅探讨。
一、写史重意的方志义旨
明末清初，黄宗羲继承和发展了宋代吕祖谦、陈亮的学问要见之于事功，绝不空言德性的思想，形成了潜心究治史学的浙东学术。出生在会稽的章学诚自幼就受到这种学术的熏陶，长大后抱定志愿“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充书记，因而得论列当时，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方志，亦其中之一事也”。在学术上，他发挥了浙东学术推崇史学的主张，把经学归之于史学。明弘治、嘉靖间，浙江上虞潘南府说:“五经皆史也，《易》之史奥，《书》之史实，《诗》之史严，其义则一而已矣!”章学诚继承了这种“五经皆史”的说法，提出“六经皆史”的主张。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与史同科义焉。”以后，他又把“六经皆史”的说法推衍到所有著述，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科之史以垂训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出于这种主张，章学诚自然要把地方志当作史书了。因而，在他的许多方志论文中，多次提到“志属史体”，“志乘为一县之书，即一国之史也”，“志乃史体”，“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其实，这是章学诚推崇史学的一贯主张在方志学上的表现。为贯彻方志即史的志书义旨，章学诚在修志实践中，致力把《永清县志》编写成一部史学著作。
章学诚于史学最重“史意”，因而，所撰《永清县志》，把其社会政治思想同史学思想结合起来，力求用方志来表现他的“史意”。他认为社会的构成是“合人而为家，合家而为国，合国而为天下”，反映其发展过程的史书，则相应地分为四类:个人史、家史、国史和天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州县，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史志是由义、事、文构成，三者比较起来，义最为重要。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又说:“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因此，章学诚撰《永清县志》开首第一篇就明确表示:“方志之体，义在崇所尊奉。”从此微旨大义出发，编写志书，列“皇言”、“恩泽”于志首，这就如正史列“本纪”于书前一样，体现封建皇帝的一尊。
章学诚《永清县志》“史意”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有裨风教”。因此，大书士族、列女。他克服了北方志书载士族粗陋缺略之不足，在编撰《和州志·氏族》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大量搜集永清县内士族家谱行状，写成《永清县志·士族略》，企图以此来实现他的“以世族率齐民，以州县领世族，以司府领州县，以部院领司府，则执简驭繁，天下可以运于掌也”的社会政治思想。再者，“列女传”也是章学诚苦心经营的一篇。他说:“今兹修志，列女一编，惨淡经营，有苦心焉。首宽年例，次征见闻，但有一节可书，片言为法，无不描摩馨，刻划音容，一改列名注略之陋规，欲成博采旁搜之信史，其有高年耆德、节行懋著者，安车迎至县庭，面陈委折，孤寒下户，量给钱米，以劝风声，至于世远人亡，亦必召其子系亲邻，详询端委，故长编载笔，文采斐然，其中有高秀者，直可上登国史，为此志也然。”章学诚如此苦心经营士族、列女，其史意微旨也类乎西汉司马迁《史记》。章学诚盛赞“《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掌柱者乎”!因此，撰《永清县志》，力求仿效之，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永清县志》“士族”、“列女”，其价值在今天看来是不大的，但章学诚这样仿效史书的义旨，撰修《永清县志》，这说明他把写史重意的方志义旨贯彻到修志实践中去了。
而且，《永清县志》在笔法上也反映了章氏的史志义旨。章学诚娴熟目录校仇之学，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撰《永清县志》，注意了我国古代史学的直书传统，力求史事的真实，对有关永清县的文籍广搜博集，进行整理分类、考证、阙访、存疑，用求实精神编修方志，为“前志”、“阙访”立传；首创“政略”篇目；对旧志“星野”存而不论；剔除“八景图”，详绘“河防图”；“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全文，其重在征事得实”。并对正史、前志所载永清县历史人物，诸如史天泽、藏丞相等进行一一辨正，事入“传记”，文载“文征”，或有疑处，以待后人考定。避免了前志载人物“不辨褒贬去取，全失《春秋》之据事直书”的笔法，认为修志也要象修史一样，寓褒贬于志书的编纂和有关史事的记述之中，因此，他对“选举表”、“职官表”、“列女”、“政略”有关人物的记述，进行了独到的处理，“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与职官有表而政略无志，观者依捡先后，责实循名，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笔法婉转微妙，褒贬抑扬，颇合史志义旨。
二、恪守史法的志书体例
章学诚主张方志即史，因而在志书的编纂体例上倡导宗守史法。他说:“方志为国史取裁，人物当详于史传……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方志为史氏要删，则记载当宗史法。”在《永清县志》一书中，章氏将各家史体汇聚为一。其书分为六体，有纪二，皇言、恩泽；表三，职官、选举、士族；图三，舆地、建置、水道；书六，吏、户、礼、兵、刑、工；政略一；列传十，乡贤第一至第六、义门第七、列女第八、阙访第九、前志第十；另附有文征五: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
《永清县志》之六体都是有史法渊源的。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撅协诸家体例，而为十二本纪，以本纪为经，纬之以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著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自此以后，历朝各代，断代为史，多沿此体。章学诚撰《永清县志》也意仿此体。他说:“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永清县志》第一篇就以《周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例，仿《尚书》之体，列“皇言”为纪第一，仿《春秋》，列“恩泽”为纪第二；表则以《周官》谱体为经，以《汉书》“表”之法为纬，根据实际内容，或年经事纬，或不分经纬，宗效史法，力求完备。如“士族表”就是本《太平寰宇记》每州载姓氏之意，采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体例。“图”则本《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地理书”、唐代“图经”及《三辅黄图》、《元和郡县图志》等之义。“六书”为政典，录永清县六房之档案文牍，实仿《周礼》“六官”，唐代六典，因职掌编之。“政略”仿裴子野《宋略》例而设，“义取谨严，意存补救时世，拘于先后纪述，要与经纶，盖将峻洁之体”。“列传”则取正史之列传体例。《永清县志》六体之后，章学诚采取萧氏《文选》、姚氏《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之义例，效法“古者十五国风、八国《国语》及晋《乘》、楚《杌》与夫各国春秋之旨，绎之则列国史书与其文诰声诗相辅而行”的例子，在旧志“艺文”的基础上，稍加厘正，别具“文征”。这实际上是采纳了刘知几《史通》“尝患史体载言繁琐，欲取诏诰章疏之属以类相从，别为一体，入于纪传之史”的主张。
章学诚撰《永清县志》，恪守史法，在编纂体例上，融贯众家体裁，并于每篇之首列述序例，阐发其体例沿革大旨，说明其书体例不是机械拼凑，而是根据实际内容采用恰当的编纂形式，折衷群体，勇于在方志编纂学上创新，力求志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开创了足使清朝一代方志别开生面的独特编纂体例。再者，《永清县志》在保持《和州志》为“阙访”、“前志”立传，剔除“流寓”、“八景图”的基础上，第一次编列“六书”———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以职守备掌故。他说:“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州县修志，古者侯封一国之书也，吏户兵刑之事，具体而微焉，今无其官而有吏，是亦职守之所在，掌故莫备于是，治法莫备于是矣。且府史之属周官，具书其数，会典亦存其制，而所职一县之典章，实兼该而可以为纲领……是以书吏为令史，首领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纲纪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义矣。”到了乾隆五十四年，章学诚撰《亳州志》时，将“六书”改称为“掌故”。志、掌故、文征构成的“三家之学”是章学诚方志编纂学的基本思想。他说:“凡欲经济一方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永清县志》中的“纪”、“表”、“图”、“政略”、“列传”即为志，“六书”即掌故，另外还有文征，在体例上，构成了比《和州志》更加完善的“三家之学”体例。《永清县志》标志着章学诚方志编纂学思想已经成熟。
从师承渊源上说，章学诚的“三家之学”实际上是承袭了隋代王通的主张。王通说:“古史有三，《诗》、《书》、《春秋》也。”章学诚将王通分古史为三类的说法运用到方志学上，进一步发挥说:“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古者各有师授渊源，各有官司典守，后世浸失其旨，故其书离合分，往往不伦。”因此，章学诚“厘正群书，循名责实，辨章识职，以为政教之经。用是竞竞与从事诸臣，丁宁往复，勒为三家之书”。章氏尝分史书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他的方志三书之法，其中志即为“成一家之言”之著述，掌故、文征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史料。这样，可使志书简明扼要，后之读者也可通过掌故、文征所载原史料检稽志书所未详之事，在体例上，撰著与记注相兼用，内容上虚实相资。
章学诚纳诸家史书体例而纂成《永清县志》，创立“三家之学”的方志编纂学思想，打破宋元以来一统类纂的体例，正类乎司马迁汇众家史体而成《史记》，这也体现了章学诚撰修方志的史家法度。
三、“备国史要删”的修志目的
章学诚不仅主张方志即史、按照史法来确定方志编纂体例，而且，把“备国史要删”作为他修志目的，认为方志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国史之羽翼”，“朝史之要删”，方志的编修就是为了给国史提供可征信的材料。他说:“正史既存大体，而部府州县之志，以渐加详焉。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州县博收，乃所以备正史之约取也。”并把史与志的关系比喻为日月与灯的关系，说:“史志之于人文，史如日月，志乘为灯。灯者，所以补日月所不及也。故方志之于人物，但当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方为有功记载。”史与志，相互补充、印证。
章学诚把方志纳入史的系统，认为修志就是为了“备国史要删”，这是章氏方志学上的独到见解。宋元以来，诸儒多把地方志当作纂次类比的地理图经一类的书籍，编修方志就是为了备修“一统志”，大书特书地理沿革和流于形式的“八景”、“流寓”等官样文章。章学诚撰《永清县志》，一反前志之积弊。他身为史学家，深有撰史“文献不足征”的体会，因此，在修志实践中，兼取乾嘉史学各家之长，采纳了全祖望的注重文献、钱大昕古籍整理的思想和方法，加之自己一贯倡导的史法义例，批评了戴震的“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不必侈言文献”的主张，认为修志“毋宁重文献而轻沿革”。《永清县志》仅“文征”一目，就载有“奏议”五条，附咨文、详文二条；“征实”目有家传二、行状一、碑刻十七；“论说”一条；“诗赋”八条；“金石”八十三条。将有关永清一县地方文献几乎搜罗殆尽。而且，章学诚很注意利用地方文献辨正正史记载的失误，但又不拘泥于己见，并将文献中有关记载一并收入志书。如对元代史天泽让职于史楫之年代的考证，《元史》记载史天泽引史楫入见太宗在壬寅年，但太宗在位十二年，无壬寅干支。因此，章氏对此考辨说:“按《史天泽传》，让职事在宪宗朝，而宪宗四年，岁在甲寅，或是甲误为壬耳。宪宗本纪，是岁擢史枢行征万户，以真定、相、柔、怀、孟诸军配之，又以史权屯邓州，或用楫即在此时，然姑存此说，亦不敢遂决为是也。又王恽作家传，亦载此事于太宗朝，与权为唐邓万户并载，而枢为新军万户则载于宪宗时，与当时情形亦不尽合，而王磐神道碑又云，让职在世祖时，盖元人之文已不一律矣。”为了求得史天泽、史楫事的真实详确，章学诚将其家传、墓碑收入“文征”。他说:“永清宿望史氏，久著史氏声施，天泽尤炳炳矣，家传、墓碑详略互见，兹并登选文征以广参证。”对于一时难以弄清楚的问题，可以通过文献记载，留待后人考订。他说:“晁错贵粟之奏，赵过均田之议，皆儒生伟论，当世良谟，史志载入本书，乃可洞彻原委，一县之中，岂无案牍文移，公言私论，可以晓悉其中之利弊得失乎，掌故之载而文词之空著者，又多复知当日所言之行否也，以是定其略，而别具于文征，所以待后人之考定，而不敢自谓作古耳。”
并且，在整个史学体系上，章学诚还主张通过方志，将谱牒、家乘同国史联系起来，按照社会组织和行政机构的层次建立史学系统。他说:“夫家有谱，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指出家乘也有裨国故，说:“谱牒记载之功，详赡有体，用能使子孙奕叶不忘家学，家乘之有裨国故，岂虚语哉。”《永清县志》“士族表”收载城内北街贾氏、柴氏、朱氏，南街刘氏，东乡大站赵氏等家谱达二十二种之多。
章学诚广搜博采地方文献，以求更多地备国史约取的余地。他所征集的材料来源主要有七方面:正史；通志、前志和地理书；文集与杂著；图象谱牒与家乘行状；档案文牍；金石碑刻和考古；调查采访。在搜集材料时，多注意别人不注意的材料，如案牍。他说:“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永清县志》“六书”一目，多采自案牍；“恩泽”一目，载案牍三十二条。在选择材料上，章学诚很注意选择能够“备国史要删”的有价值的材料。如“六书”，系统记载了永清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情况，尤其“户书”，对嘉靖万历年间“一条鞭”制度推行前后变化的原委详细记述，并且还详细记载了乾隆年间永清县日行物价、市场商品的种类等等。为国史提供了可征信的材料，也是今天研究清代京畿及附近地区经济的极好史料。
章学诚《永清县志》修成之后，曾多被仿效，对乾嘉时期方志的鼎盛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给我们今天编史修志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其注重“志义”、撅协众体、博采地方文献等，在今天也是有借鉴作用的。当然，我们新编地方志，义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围绕这一“志义”，采用更加科学的体例，在大量丰富的地方新材料基础上，用新观点、新方法编写地方志，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作者：牛润珍
清代方志学家、史学家章学诚一生参预或亲自撰修地方志11种，但现存者大多残缺不全。《湖北通志》已被纂改，《和州志》散佚后重新写定为二十篇，《亳州志》仅存“人物表例议”、“掌故例议”等六篇，惟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公元1777—1779年）编纂的《永清县志》保存完好。此志书虽比不上章氏自视为得意之作的《亳州志》，却是最能全面体现他的方志学思想的一部志书。本文试就此书所反映的章学诚修志义旨、体例和目的，予以粗浅探讨。
一、写史重意的方志义旨
明末清初，黄宗羲继承和发展了宋代吕祖谦、陈亮的学问要见之于事功，绝不空言德性的思想，形成了潜心究治史学的浙东学术。出生在会稽的章学诚自幼就受到这种学术的熏陶，长大后抱定志愿“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充书记，因而得论列当时，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方志，亦其中之一事也”。在学术上，他发挥了浙东学术推崇史学的主张，把经学归之于史学。明弘治、嘉靖间，浙江上虞潘南府说:“五经皆史也，《易》之史奥，《书》之史实，《诗》之史严，其义则一而已矣!”章学诚继承了这种“五经皆史”的说法，提出“六经皆史”的主张。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与史同科义焉。”以后，他又把“六经皆史”的说法推衍到所有著述，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科之史以垂训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出于这种主张，章学诚自然要把地方志当作史书了。因而，在他的许多方志论文中，多次提到“志属史体”，“志乘为一县之书，即一国之史也”，“志乃史体”，“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其实，这是章学诚推崇史学的一贯主张在方志学上的表现。为贯彻方志即史的志书义旨，章学诚在修志实践中，致力把《永清县志》编写成一部史学著作。
章学诚于史学最重“史意”，因而，所撰《永清县志》，把其社会政治思想同史学思想结合起来，力求用方志来表现他的“史意”。他认为社会的构成是“合人而为家，合家而为国，合国而为天下”，反映其发展过程的史书，则相应地分为四类:个人史、家史、国史和天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州县，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史志是由义、事、文构成，三者比较起来，义最为重要。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又说:“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因此，章学诚撰《永清县志》开首第一篇就明确表示:“方志之体，义在崇所尊奉。”从此微旨大义出发，编写志书，列“皇言”、“恩泽”于志首，这就如正史列“本纪”于书前一样，体现封建皇帝的一尊。
章学诚《永清县志》“史意”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有裨风教”。因此，大书士族、列女。他克服了北方志书载士族粗陋缺略之不足，在编撰《和州志·氏族》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大量搜集永清县内士族家谱行状，写成《永清县志·士族略》，企图以此来实现他的“以世族率齐民，以州县领世族，以司府领州县，以部院领司府，则执简驭繁，天下可以运于掌也”的社会政治思想。再者，“列女传”也是章学诚苦心经营的一篇。他说:“今兹修志，列女一编，惨淡经营，有苦心焉。首宽年例，次征见闻，但有一节可书，片言为法，无不描摩馨，刻划音容，一改列名注略之陋规，欲成博采旁搜之信史，其有高年耆德、节行懋著者，安车迎至县庭，面陈委折，孤寒下户，量给钱米，以劝风声，至于世远人亡，亦必召其子系亲邻，详询端委，故长编载笔，文采斐然，其中有高秀者，直可上登国史，为此志也然。”章学诚如此苦心经营士族、列女，其史意微旨也类乎西汉司马迁《史记》。章学诚盛赞“《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掌柱者乎”!因此，撰《永清县志》，力求仿效之，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永清县志》“士族”、“列女”，其价值在今天看来是不大的，但章学诚这样仿效史书的义旨，撰修《永清县志》，这说明他把写史重意的方志义旨贯彻到修志实践中去了。
而且，《永清县志》在笔法上也反映了章氏的史志义旨。章学诚娴熟目录校仇之学，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撰《永清县志》，注意了我国古代史学的直书传统，力求史事的真实，对有关永清县的文籍广搜博集，进行整理分类、考证、阙访、存疑，用求实精神编修方志，为“前志”、“阙访”立传；首创“政略”篇目；对旧志“星野”存而不论；剔除“八景图”，详绘“河防图”；“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全文，其重在征事得实”。并对正史、前志所载永清县历史人物，诸如史天泽、藏丞相等进行一一辨正，事入“传记”，文载“文征”，或有疑处，以待后人考定。避免了前志载人物“不辨褒贬去取，全失《春秋》之据事直书”的笔法，认为修志也要象修史一样，寓褒贬于志书的编纂和有关史事的记述之中，因此，他对“选举表”、“职官表”、“列女”、“政略”有关人物的记述，进行了独到的处理，“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与职官有表而政略无志，观者依捡先后，责实循名，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笔法婉转微妙，褒贬抑扬，颇合史志义旨。
二、恪守史法的志书体例
章学诚主张方志即史，因而在志书的编纂体例上倡导宗守史法。他说:“方志为国史取裁，人物当详于史传……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方志为史氏要删，则记载当宗史法。”在《永清县志》一书中，章氏将各家史体汇聚为一。其书分为六体，有纪二，皇言、恩泽；表三，职官、选举、士族；图三，舆地、建置、水道；书六，吏、户、礼、兵、刑、工；政略一；列传十，乡贤第一至第六、义门第七、列女第八、阙访第九、前志第十；另附有文征五: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
《永清县志》之六体都是有史法渊源的。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撅协诸家体例，而为十二本纪，以本纪为经，纬之以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著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自此以后，历朝各代，断代为史，多沿此体。章学诚撰《永清县志》也意仿此体。他说:“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有文辞者曰书曰传，无文辞者曰表曰图，虚实相资，详略互见，庶几可以无遗憾矣。”《永清县志》第一篇就以《周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例，仿《尚书》之体，列“皇言”为纪第一，仿《春秋》，列“恩泽”为纪第二；表则以《周官》谱体为经，以《汉书》“表”之法为纬，根据实际内容，或年经事纬，或不分经纬，宗效史法，力求完备。如“士族表”就是本《太平寰宇记》每州载姓氏之意，采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体例。“图”则本《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地理书”、唐代“图经”及《三辅黄图》、《元和郡县图志》等之义。“六书”为政典，录永清县六房之档案文牍，实仿《周礼》“六官”，唐代六典，因职掌编之。“政略”仿裴子野《宋略》例而设，“义取谨严，意存补救时世，拘于先后纪述，要与经纶，盖将峻洁之体”。“列传”则取正史之列传体例。《永清县志》六体之后，章学诚采取萧氏《文选》、姚氏《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之义例，效法“古者十五国风、八国《国语》及晋《乘》、楚《杌》与夫各国春秋之旨，绎之则列国史书与其文诰声诗相辅而行”的例子，在旧志“艺文”的基础上，稍加厘正，别具“文征”。这实际上是采纳了刘知几《史通》“尝患史体载言繁琐，欲取诏诰章疏之属以类相从，别为一体，入于纪传之史”的主张。
章学诚撰《永清县志》，恪守史法，在编纂体例上，融贯众家体裁，并于每篇之首列述序例，阐发其体例沿革大旨，说明其书体例不是机械拼凑，而是根据实际内容采用恰当的编纂形式，折衷群体，勇于在方志编纂学上创新，力求志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开创了足使清朝一代方志别开生面的独特编纂体例。再者，《永清县志》在保持《和州志》为“阙访”、“前志”立传，剔除“流寓”、“八景图”的基础上，第一次编列“六书”———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以职守备掌故。他说:“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州县修志，古者侯封一国之书也，吏户兵刑之事，具体而微焉，今无其官而有吏，是亦职守之所在，掌故莫备于是，治法莫备于是矣。且府史之属周官，具书其数，会典亦存其制，而所职一县之典章，实兼该而可以为纲领……是以书吏为令史，首领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纲纪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义矣。”到了乾隆五十四年，章学诚撰《亳州志》时，将“六书”改称为“掌故”。志、掌故、文征构成的“三家之学”是章学诚方志编纂学的基本思想。他说:“凡欲经济一方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永清县志》中的“纪”、“表”、“图”、“政略”、“列传”即为志，“六书”即掌故，另外还有文征，在体例上，构成了比《和州志》更加完善的“三家之学”体例。《永清县志》标志着章学诚方志编纂学思想已经成熟。
从师承渊源上说，章学诚的“三家之学”实际上是承袭了隋代王通的主张。王通说:“古史有三，《诗》、《书》、《春秋》也。”章学诚将王通分古史为三类的说法运用到方志学上，进一步发挥说:“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古者各有师授渊源，各有官司典守，后世浸失其旨，故其书离合分，往往不伦。”因此，章学诚“厘正群书，循名责实，辨章识职，以为政教之经。用是竞竞与从事诸臣，丁宁往复，勒为三家之书”。章氏尝分史书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他的方志三书之法，其中志即为“成一家之言”之著述，掌故、文征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史料。这样，可使志书简明扼要，后之读者也可通过掌故、文征所载原史料检稽志书所未详之事，在体例上，撰著与记注相兼用，内容上虚实相资。
章学诚纳诸家史书体例而纂成《永清县志》，创立“三家之学”的方志编纂学思想，打破宋元以来一统类纂的体例，正类乎司马迁汇众家史体而成《史记》，这也体现了章学诚撰修方志的史家法度。
三、“备国史要删”的修志目的
章学诚不仅主张方志即史、按照史法来确定方志编纂体例，而且，把“备国史要删”作为他修志目的，认为方志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国史之羽翼”，“朝史之要删”，方志的编修就是为了给国史提供可征信的材料。他说:“正史既存大体，而部府州县之志，以渐加详焉。所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州县博收，乃所以备正史之约取也。”并把史与志的关系比喻为日月与灯的关系，说:“史志之于人文，史如日月，志乘为灯。灯者，所以补日月所不及也。故方志之于人物，但当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方为有功记载。”史与志，相互补充、印证。
章学诚把方志纳入史的系统，认为修志就是为了“备国史要删”，这是章氏方志学上的独到见解。宋元以来，诸儒多把地方志当作纂次类比的地理图经一类的书籍，编修方志就是为了备修“一统志”，大书特书地理沿革和流于形式的“八景”、“流寓”等官样文章。章学诚撰《永清县志》，一反前志之积弊。他身为史学家，深有撰史“文献不足征”的体会，因此，在修志实践中，兼取乾嘉史学各家之长，采纳了全祖望的注重文献、钱大昕古籍整理的思想和方法，加之自己一贯倡导的史法义例，批评了戴震的“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不必侈言文献”的主张，认为修志“毋宁重文献而轻沿革”。《永清县志》仅“文征”一目，就载有“奏议”五条，附咨文、详文二条；“征实”目有家传二、行状一、碑刻十七；“论说”一条；“诗赋”八条；“金石”八十三条。将有关永清一县地方文献几乎搜罗殆尽。而且，章学诚很注意利用地方文献辨正正史记载的失误，但又不拘泥于己见，并将文献中有关记载一并收入志书。如对元代史天泽让职于史楫之年代的考证，《元史》记载史天泽引史楫入见太宗在壬寅年，但太宗在位十二年，无壬寅干支。因此，章氏对此考辨说:“按《史天泽传》，让职事在宪宗朝，而宪宗四年，岁在甲寅，或是甲误为壬耳。宪宗本纪，是岁擢史枢行征万户，以真定、相、柔、怀、孟诸军配之，又以史权屯邓州，或用楫即在此时，然姑存此说，亦不敢遂决为是也。又王恽作家传，亦载此事于太宗朝，与权为唐邓万户并载，而枢为新军万户则载于宪宗时，与当时情形亦不尽合，而王磐神道碑又云，让职在世祖时，盖元人之文已不一律矣。”为了求得史天泽、史楫事的真实详确，章学诚将其家传、墓碑收入“文征”。他说:“永清宿望史氏，久著史氏声施，天泽尤炳炳矣，家传、墓碑详略互见，兹并登选文征以广参证。”对于一时难以弄清楚的问题，可以通过文献记载，留待后人考订。他说:“晁错贵粟之奏，赵过均田之议，皆儒生伟论，当世良谟，史志载入本书，乃可洞彻原委，一县之中，岂无案牍文移，公言私论，可以晓悉其中之利弊得失乎，掌故之载而文词之空著者，又多复知当日所言之行否也，以是定其略，而别具于文征，所以待后人之考定，而不敢自谓作古耳。”
并且，在整个史学体系上，章学诚还主张通过方志，将谱牒、家乘同国史联系起来，按照社会组织和行政机构的层次建立史学系统。他说:“夫家有谱，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指出家乘也有裨国故，说:“谱牒记载之功，详赡有体，用能使子孙奕叶不忘家学，家乘之有裨国故，岂虚语哉。”《永清县志》“士族表”收载城内北街贾氏、柴氏、朱氏，南街刘氏，东乡大站赵氏等家谱达二十二种之多。
章学诚广搜博采地方文献，以求更多地备国史约取的余地。他所征集的材料来源主要有七方面:正史；通志、前志和地理书；文集与杂著；图象谱牒与家乘行状；档案文牍；金石碑刻和考古；调查采访。在搜集材料时，多注意别人不注意的材料，如案牍。他说:“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永清县志》“六书”一目，多采自案牍；“恩泽”一目，载案牍三十二条。在选择材料上，章学诚很注意选择能够“备国史要删”的有价值的材料。如“六书”，系统记载了永清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情况，尤其“户书”，对嘉靖万历年间“一条鞭”制度推行前后变化的原委详细记述，并且还详细记载了乾隆年间永清县日行物价、市场商品的种类等等。为国史提供了可征信的材料，也是今天研究清代京畿及附近地区经济的极好史料。
章学诚《永清县志》修成之后，曾多被仿效，对乾嘉时期方志的鼎盛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给我们今天编史修志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其注重“志义”、撅协众体、博采地方文献等，在今天也是有借鉴作用的。当然，我们新编地方志，义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围绕这一“志义”，采用更加科学的体例，在大量丰富的地方新材料基础上，用新观点、新方法编写地方志，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作者：牛润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