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图县志·天文志》史源学探究及纠谬

《昌图县志·天文志》史源学探究及纠谬

长春师范大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 赵振海

《昌图县志·天文志》系续文金于民国四年编成。由于距清朝灭亡仅几年，尽管续文金在体例、内容等方面为了适应新的时代而做了大量调整，但受旧传统影响，这部民国县志在思想、内容上都有疏略的一面。兹从史源学角度探讨《昌图县志·天文志》的史料来源，并纠正其错谬。

《昌图县志·天文志》共十八编，第一编即为“志天文”（以下称“天文志”），可见编者对天文志的重视。编者开编就点出“为政者欲治理天下，必须得懂天文，只懂人事，不懂天文，有失偏颇”。在“天文志”结束之时，作者又强调撰写“天文志”的目的不是“怪语乱人”，而是“敬天警民”。由此可见，作者记载天上的事，还是为地上的事服务的，仍然没有脱离古代社会“天人感应”的学说。

主要谬误纠正

“天文志”的错误主要出现在古代部分，具体从西周到明末。清朝部分主要来自于当地原始档案记录，错误比较少。

1.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八月辛亥，日犯箕。此条错误有三：第一，《昌图县志·天文志》将此条归入东汉时期。按汉宣帝（前73—前49）在位，应归入西汉，而不应该是东汉；第二，根据《文献通考·象纬考十》，此条是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甘露（256—260）年间的记事，而非汉宣帝刘询甘露（前53—前50）年间的记事；第三，此条中的“日犯箕”应改为“月犯箕”。

2.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八月，荧惑入箕。根据《晋书·天文下》“永康元年”应改为“元康九年”。“荧惑入箕”应改为“荧惑入羽林”。

3.唐元宗天宝九年（750），五星聚于尾、箕。“唐元宗”应是唐玄宗。避讳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根据《新唐书·天文三》“天宝九载”应补充“八月”。

4.宋理宗嘉定十七年（1224）六月乙丑，客星守箕。根据《宋史·志第九》“宋理宗”应改为“宋宁宗”。“乙丑”，应改为“己丑”。“守箕”应改为“守犯尾宿”。

5.元泰定帝致和三年（1330）七月，开元路雨雹。根据《元史·五行一》“元泰定帝致和”应改为“元文宗天历”。

遗漏和错误的原因分析

1.“天文志”中的时间、皇帝年号、星象变化，张冠李戴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由于编者历史知识和天文知识的缺乏，而修志时间又过于仓促的情况下失察、漏查而导致的。

2.从朝代方面来看，原因不尽相同，具体情况如下：

（1）夏商周秦，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缺略，仅记“周五星聚于箕”一条。

（2）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的情况没有记载。在正史中，这三个分裂时期关于东北天文的记载是不缺乏的，但是作者缺而不录，这主要是受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3）汉、晋、唐、宋、辽、元、明、清等已记载的朝代，错误且不说，也有很多遗漏的地方。原因是作者仅看天文志，而不看本纪和列传，缺少呼应。况且，天文志部分看得也不够仔细，致使遗漏了很多。

（4）隋朝，由于文字缺略，故没有记载。

（5）金朝，一方面是由于文字缺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清朝实行文字狱而导致的。清政权统治中国后，实行严苛的文字狱，致使在思想文化领域对金朝的事情避而不谈，讳莫如深。

（6）明朝，关于东北的天文记载是不少的，但编者仅记载了两条与正史似是而非的天文现象，并且都是为满族的隆兴和入主中原寻找天文学方面的根据。这是受到清朝的政治影响，为了讨好清朝贵族统治者。

（7）清朝，关于东北的天文记载不少，但编者在编撰清朝这一阶段天文志时却说：“昌图，前明时为科尔沁所据，本蒙古之游牧地。嘉庆初年，始招汉人垦田，未设治以前之灾祥无书可考，缺文可也。”在道光以后的实际记载中，编者只是记载了雨雪阴晴、地震、农业丰歉等情况，没有一条是关于天象记录的。清朝关于东北地区天文记载资料主要在故宫，只不过是编者没有机会或条件见到罢了。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人们逐渐淡化了天象与人事的必然联系，更关注人事的变化发展，把思维的焦点由天上转移到地上。

（8）民国，民国的情况和清朝的情况一样，仅仅记载了民国前四年的天气情况。

综上所述，《昌图县志·天文志》虽然在内容中出现了诸多错误，但这些记载仍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为我们研究当地的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