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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县志与历史

发布时间:2018-07-20 点击数:879

中国的地方志通常是以县志作为基本单位记录的,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两千八百多个县,传承到至今的县志接近1万种,由此可以看出县志所承载的信息量远远多于正史的记述。在这两千八百多个县的县志中,有将近十多万个地理名称,这些名称都是我们的祖先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为它们命名的。这些名称符号在传递着远古不同时期历史信息的同时,也蕴含着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只是后人基于承传的惯性和思维的惰性没有下功夫准确的破解这些信息的内涵而已。


中管院县域所的历史地理学者张勇年轻的时候就对历史和旅游有着极大的兴趣,每当出差到一个地方,必定要搜集当地的关于人文、古迹、历史传说的书籍资料,饱览所到之处的历史古迹,了解当地的人文习俗,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数十年。


2008年他来到河北省隆尧县工作,这次来到这里也不例外,他通过地方志了解到在上古时候今天的隆尧县、巨鹿县、宁晋县、任县之间有一个大的天然湖泊,这个湖泊是当时全国九大湖泊之一,称为:“大麓”,也叫“大陆泽”。大禹治水疏通古黄河道(那时候的黄河自孟津以后流往东北方向,汇入古大陆泽)时,从这里他带领先辈们开凿了九条河流,使大洪水能够顺利的从今天的天津、黄骅一带流入渤海,这九条河同为逆河。什么是逆河呢?逆河就是每当海水涨潮的时候,会使海水顺着河道倒灌,这种现象在今沧州地区的黄骅海边的河流仍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每当海水涨潮的时侯,河道灌满了水,那里的渔民们则顺着灌满水的河道驾船入海捕鱼;等落潮时,河道里没有水,船就停泊在河道的泥中,只有等到下一次涨潮时才能出海。他感觉古大陆泽这里的历史很悠久,回到北京查看了相关的史料,如:《尚书?禹贡》、《史记》、《山海经》、《水经注》等常用的历史书籍,其中都记载了“大麓”这样一个地理名称。同时他发现为这些古籍做注解的学者们,在注释“大麓”这个词的时候,都将这个词解释为“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的地方。由此可见,那些为此书做注释的学者们都缺乏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地名必要的基础知识;甚至,他们不知道“大麓”是个古地名;因此,他更感觉我有必要、有责任对古代地名的沿革进行深入的研究考证,使文史人员和古籍爱好者,在阅读古籍文献时,避免产生因缺少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而谬误的理解一些古代地名的现象。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走遍了隆尧的古村落,走访当地的老人和文史馆馆长,进行实地考证和学习。


还有一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南面有一个赞皇县,县域境内有一座赞皇山,还有一条发源于此山的河流,今天当地人叫它做“槐河”。这条河在古代曾叫济水,《诗经?邶风?瓠有苦叶》这首诗描写了古代一位女子在济水河畔等待情人时所唱的诗歌。大多数对《诗经》注释的学者都把“济水”望文生义地注解为:该水为在今山东省西北部的济水。但中国诗学会会长夏传才教授,经考证后认为:此“济水”为赞皇县的这条“济水”,因为《诗经》中的“邶”所指的地域不可能是在今天的山东济水流域内。


另外,大家都熟悉岳飞著名的一首词----《满江红》,并且常常为其中感天动地的豪迈词句所感动,词中有一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闕”。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地理位置上的贺兰山在今宁夏银川市西北,可有许多历史学者考证岳飞抗金历史史料,认为他不可能到过今天的贺兰山一带抗金作战,故得出结论认为:这首《满江红》不是岳飞本人的作品,一定是后人假借他的名义而写的伪作。但经过査看古县志书籍和地方志学者所著的文章发现,在今河北省《磁州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距磁州县城西北30华里,今磁县林峰村南,有一座山也叫贺兰山,它是因北宋贺兰真人曾隐居于此而得名。如今,此山仍名贺兰山,它东起于邯郸市马头镇车骑关,西至磁县林坛镇李兵庄,山的北面紧临忙牛河(这条河古称贺兰河),在河的北岸边有东、西贺兰两个自然村。磁州贺兰山古时山顶常年积雪不化,当地人称之“贺兰积雪”,是古磁州“八景之一”,当年岳飞曾在此驻兵抗金。


磁县还有岳城、候召(候召就是在此等候朝廷诏书)等村名:位于县城南面有一个村叫岳城,因岳飞曾在此驻兵而得名,现在村北还有岳飞当年在此驻兵所筑城寨的遗址。因此岳飞《满江红》词中所指的“贺兰山”应是河北磁州的贺兰山,而非宁夏银川的贺兰山。如果河北磁县将这里幵发为旅游景点,恢复当年岳飞抗金时的营寨,将它建成一处具有民族英雄教育意义的历史旅游景点,那么每当学生们在这里再次吟诵起岳飞《满江红》词的同时,必然会触景生情,更加深刻了解诗人创作时的意境,并且,会给当地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于今人错误注解古籍地理名称的例子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列举。


通过在全国各地考察当地的文化背景并到北京进行学术调查后发现: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大学的历史教学一直是以二十四史和考古研究成果为主要教材。县志的研究只是由各县文史馆的一些学者来承担。而今天我国的行政区划和古代的行政区划存在着很大的变化,今天的行政体制决定了这些县域文史研究人员只是研究本县的历史沿革、人文古迹、历史传说,临近县的县志、古迹、历史传说则由其他各县负责研究。这样,就出现了割裂历史的现象,不利于整体的、全面的了解地方历史发展的真相,因而也就造成了本位主义。有时,为了争夺一些人文旅游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从国家层面的大学教授学者对县志、县域文化缺少研究,县域历史研究学者虽有研究但又难登大学这个大雅之堂,由此产生了正史与县域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隔层和断层。


发现这一历史学上的欠缺不仅是我们,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就发现在大学的历史教材中,缺少中国历史地理教学的相关内容,他向当时的教育当局反映,希望将历史地理的相关内容,增加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可是,当时国内战争频频不断,教育当局没人重视他提出的这方面的建议。这种大学历史教学的欠缺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有关历史地理知识的教学依然是个空白。因此也就产生了由于上述一些学者对中国历史地理知识的欠缺,从而导致的错误解释古籍文献中有关历史地名的现象时有发生。


于是,我们根据二十四史、县志、地方历史传说、《山海经》、《水经注》、《尚书》、《括地志》、《世本》、《元和姓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环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大量的古籍资料,对中国现在的地名和姓氏进行了长达七年的研究、考证、溯源和解读,整理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字手稿,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的变迁过程,进而填补了历史学界这方面的空白,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也为历史古籍爱好者提供了历史地理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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