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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龙门县志编修始末

发布时间:2020-06-25 点击数:36
国有史,地有志,史志是记载一国一朝、一地一方政治经济、科教文卫、乡土民情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有史有志,能借鉴得失,如古语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将国史、方志、家谱三者相提并论。如果说国史阳春白雪、族谱下里巴人,那么,方志则是雅俗共享,充分展示一方风采。

《龙门县志》始修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是在龙门设县43年后。明清两代均有重修县志,至民国又重修一次。目前,《龙门县志》旧志现存版本共有4种,分别为清康熙六年(1667)、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咸丰元年(1851)以及民国二十五年(1936)4版,其中,清咸丰和民国的龙门县志,分别由“粤东三子”之张维屏、近代著名方志家邬庆时任总纂,这两位岭南名家,为清代和民国龙门县志平添了学术与文化气息。

从历代修志者的修志行为,可以勾勒出龙门社会发展的脉络,同时也能从侧面了解龙门社会历史、政治文教的格局与进程。

设县40多年后首次修志

明弘治九年,龙门设县。后四十三年,为明嘉庆十七年,江西金溪人吴宗元以举人知龙门县事。当时龙门县方草创,百废未兴,吴宗元与民休息,感慨无文献可征,于是邀请东莞文人袁永伸纂修《龙门县志》,书成共四卷,这是龙门自设县以来第一次编写县志。

明万历四十年(1612),龙门知县、福建莆田人林宪曾重修县志,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成,这是龙门县第一次重修县志,距离初修时间约70年。

明清更替,社会动乱,官方藏本的明代《龙门县志》散佚无存。清顺治十五年(1658),龙门知县李建标奉檄征取,遍搜无获。

此时,龙门县城北门人、增生谭鸣周搜采县志残篇,献给知县。谭鸣周素好义施,曾捐资建北门石路,建塔、修学等督理有功,是远近闻名的善者。获得谭鸣周的旧本县志,李建标如获至宝,旋即命人重刻。

在重刻明代《龙门县志》之时,李建标还写了序言,称“龙门开治于明之孝宗丙辰,邑虽蕞尔,岂乏庶务?四十年间,金溪吴尹始修厥志,距七十余年,莆田林尹续之,政教污隆,人事得失,炳若日星。至明末频遭兵燹,金匮石室之藏,消灭殆尽。我朝鼎运命方新,人文蔚起,上台以文绥猷檄取故典,不佞承乏兹土,遍搜莫获,卒求之野而得其旧本。”李建标随后道出修志的目的,“志疆域而延袤以昭,志山川而高深以辨,志风俗而美恶以彰,志食货而生养以备,志建置而规制以明,志官守而贤否以别,志人物而淑慝以分,志词翰而理气以察,志灾样而兴亡以征,志舆情而盛衰以测。”

康熙六年重修县志

然而,明代《龙门县志》终究散佚无存,今人难以一睹明本县志,未免是一种遗憾。今天,人们能看到的时间最早的县志,为清康熙六年的版本。

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杨熚序言

清康熙三年,进士出身的湖北汉阳人杨熚上任龙门知县。彼时明清更替时的民间暴动,尚未平息,山间的寇焰依然兴盛,杨熚看到的是一个经过多年动乱、异常荒凉山城。杨熚记道,“逮至其邑,莅其事,简阅其图籍,问所为财赋几何,则见其遗孑仅存,诸逋鳞集,率难治;问所为疆域物产几何,则见其水不渊而涸,山不毛而童,萑苻四郊,鹄鸠满目,率难治;问所为建置沿革几何,则见其颓垣几堞、蔀屋数烟、学宫鞠为茂革、官署不蔽风日,率难治。”

杨熚用三个“难治”表达对任职的担忧。不过,这位龙门历史上著名的贤能县令,用三四年的时间励精图治,锄匪涤寇,建设县治,力推文教,使得龙门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于今三年有奇耳,渐次蔓草除矣,嘉种艺矣,禽不飨田矣,风鹤不惊矣,岁屡登矣,鸿不嗷中泽矣,城不狐泮不鸮矣,好义终事矣,礼让油然生矣。一时四海销兵,百灵效顺,诸上台寅恭朝夕,图治维殷,远迩蒸蒸向风,故岩疆下吏亦茹苦檗,殚志于民事。”

清康熙六年,杨熚奉抚军檄,纂修志典,以佐国史,以彰文治。杨熚的好人、湖北人向古,博闻强识,当时薄游于粤,受杨熚之邀请,到龙门来共襄此事。杨熚还邀请龙门县儒学训导、罗定人黎光曦,以及明末清初龙门本地文化人士如举人廖吉人,贡生谭岸先、廖光亨、廖士炜、何位、刘世相,生员廖麒征、李先卫、戴恒英、谭嘉枏等采辑大要。该志由向古总编纂,在众人努力下,历时3月告竣。

清康熙六年版《龙门县志》分十二卷,分别为天文、疆域、山川、财赋、物产、风俗、建置、祀典、灾祥、官守、人物和艺文,每卷前有前言,卷后又有论说,编辑水平较高,史料与文艺俱佳。正如杨熚在序言中称,“今一篇十二卷之中,于财赋、建置、官守寓《尚书》,于山川、物产、传记、吟咏寓《诗经》,于天文、灾祥寓《易经》,于风俗、祀典寓《礼经》,于褒奖、人物、编年纪事,一统其义于《春秋》,可以佐史,即可以翼经,诚使举邑中上、下、智、愚、贤、不肖之众而皆明于志之义焉。”“佐史”、“翼经”,成为杨熚修志的目的。

廖吉人在为该志题跋时也称,“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大小似异,备观览,以风示来兹,意莫不同焉。”

康熙二十六年续修

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可谓目前保存的“龙门史料第一书”,原刻板框高19.3厘米、宽14.1厘米,刻本精良,反映了清初的雕版印刷水平,内容还丰富多彩,是一本基本史料较为完备的一本方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志第一次提出了“龙门八景”(七星映斗、丫髻凌云、祝圣昙花、禾仓瀑布、仙岩夜月、虎跳晴潭、童子读书、仙女摩空。),将龙门山川风貌、人文历史等,列入城市景观,标志着一方人民对本土文化的觉醒与自信。

不过,由于年代久远,该志传至今天仍有缺失,据国家图书馆藏本,该县志序一缺失,另外卷四、卷十一、卷十二后也有缺失,特别是卷十二艺文卷后,缺失不少。此外,书后连廖吉人的题跋也缺失了。

清康熙二十六《龙门县志》卷首刊载了邑人廖吉人的题跋

要窥见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全貌,已经不太可能,但它的全部内容,可以从二十年后的版本补齐。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知县成王左续修县志,“访故老,采辑旧文,无者增之,而有者因之,不矜私智而浮饰谀词,务协舆情而确求实据,庶几采风登之国史。”成王左还谦虚地说,“俾后之观者曰:‘吾犹及史之厥文也’,或藉是而一慰云。”

据《龙门县文物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县志》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后由该院复制给龙门县。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县志》基本上是康熙六年《龙门县志》翻版,印刷却不如前者精美,不过,今日从保存完整的清康熙二十年《龙门县志》,可以看见和补齐康熙六年《龙门县志》的全文,比如,邑人廖吉人用小楷字体誊写的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跋》,收录在该县志卷首。能将“龙门史料第一书”补充,也算得上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县志》的最大意义所在。

道光重修补刻于咸丰历时14年

自清康熙二十六年成王左续修县志,经162年,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龙门知县毓雯设局重修县志。历经“康乾盛世”,至道光年间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清廷已经由盛转衰,日渐没落,不过,当政者依旧没有放弃对文教的重视。

毓雯后来作序时,道出了修志来由。“癸卯(1843)冬,余奉命来宰龙门,赴任时借宿蓼溪李家,偶见书厨中有《龙门县志》,挑灯披阅,乃修自康熙初年,甚陋略无足观。李生铁甫因以重修为请,余诺之,而有志未逮。戊申(1848)冬,铁甫与李次云孝廉,李南山、廖蒙斋明经,李寅阶、谢赉卿学博及邑中诸绅士,复以为请,且捐经费已备,余为申详大府皆报可,遂设局于星冈书院,延新会谭百峰明经与铁甫诸君分任采纂。”

毓雯记述的“蓼溪李家”及“李生铁甫”,指的是龙华绳武围李柱兰,号铁甫,岁贡生,历署南雄学正,永安、海阳教谕,丰顺、信宜训导等职,吟咏著述颇丰,为当时名绅。李柱兰两次提请知县毓雯重修县志,最终如愿以偿。毓雯聘请新会谭锡朋,邑人李柱兰、廖泉、李照祖、李钦、梁廷辉、李梦龄、李铨、谭奏敷、廖炳章等人,分任采访、分纂,番禺进士、值得注意的,番禺人张维屏乃岭南名士,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以诗著称,与黄培芳、谭敬昭号称“粤东三子”,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写出了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赞扬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捐躯报国的《三将军歌》等。这些诗篇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成为鼓舞爱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可贵资料,被称为是鸦片战争中“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

在毓雯的支持下,张维屏带领编撰团队呕心沥血地劳作,经过三年时间,到了清咸丰元年(1851)、武冈县人张经赞任知县时才刻成。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的内容比前志更为丰满,计有图说一卷,舆地二卷,建置四卷,经政一卷,职官表一卷,选举表二卷,宦绩一卷,列传二卷,艺文一卷,事略一卷,总共十六卷。

为了避已故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名讳,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中,关于明代弘治皇帝的内容,比如龙门设县时间明弘治九年,全部改成了“宏治”,实际上原文应该为“弘治”。

清咸丰四年(1854)秋天,多次进攻龙门县城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攻陷一举龙门县城,知县乔应庚殉职,兵荒马乱中,《龙门县志》版片多缺,图经全佚。知县朱燮捐俸补刻,李柱兰为之校对,等恢复到清咸丰元年出版的旧貌时,已经是咸丰六年(1856)了。

从1843年请修县志,到1856年补刻校对,前后14年,历经数任知县,经历烽火,见证《龙门县志》风风雨雨的李柱兰在题跋时不无感慨地说,“余惟斯志之修,起丁未,阅五载,费逾二千金,不意竣事未久,板散于贼,又不意散而复完。……斯志之存也,不可谓非邑人志厚幸。”

这本失而复得的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后来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82年5月,该图书馆装订社复印给龙门县,封面呈土黄色,古香古色,十六开线装本,卷首扉页印有篆体“龙门县志”书名,落款“咸丰元年辛亥春刊”。

抗战前夕民国县志出炉

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刊成清咸丰元年辛亥春的《龙门县志》,历经一个甲子,到了下一个辛亥年(1911年,清宣统三年)时,清朝的命数已尽,革命党人的枪炮,将封建皇权化为乌有。次年,民国鼎新,中国社会进入新的时代。

民国二十年(1931),番禺人招念慈任龙门县长,他看到,“龙门县志自咸丰元年重修以来,屡经变故,板片已毁,存书且寥寥无几,余初到县,即拟开局重修,顾经无着,屡欲行而不得。”当时招念慈的老乡邬庆时在宝安县修志,也碰到经费问题,但使用的是“不用人、不支薪之法”来解决,这种理念深得招念慈认同。

邬庆时于清光绪八年(1882)生于番禺,号白坚,曾就读于广州时敏学堂、两广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从民国四年(1915)起,邬庆时一直从事地方志的编修和研究工作,主修、参修过多部县志,并著有《修志序例》一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修志人物之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邬庆时完成编修宝安县志,被招念慈聘请到龙门担任教育局长兼重修县志总纂,仿照宝安县志的编修方法,逐步进行。龙门各界人士,听闻重修县志,纷纷提供各自知道的材料,几个月的时间,大体上收集到重修县志的资料。此后,高要县参议会和广州市政府分别请邬庆时去修高要县志和广州年鉴,这使得龙门县志迟迟才能脱稿。

招念慈称,“此次修志,仅印刷一项用银数百元,所有采访、编纂、讨论、缮校均当义务,未尝动支公款。余尝谓‘事业之成败在乎精神之有无,而不在乎经费之多寡。’”

该县志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月刊成,由广州南关增沙街汉元楼承印,线装十六开本,邬庆时题写书名《龙门县志》,一本二十卷,分县地志四卷,县民志六卷、县官志二卷、县政志四卷、县事志一卷、县文志一卷、县物志一卷、县志志一卷。

民国《龙门县志》堪称经典方志

民国《龙门县志》以物归类,将全书归为“地、民、官、政、事、文、物、志”,体现“物以类聚”原则。这属于邬庆时的创举,历来为方志学界所称颂,因为别地的方志,大多以目为纲,如目录分沿革、区域、人物等手法,邬庆时一反传统,以八大纲统领全志,弥补了传统修志纲目不能统领全志的弊病。

通观民国《龙门县志》,它在延续清代县志大部分内容的同时,加入了民国时期的内容,特别是由清转民国事情社会、建置等方面的新旧内容,使得龙门的历史有机衔接。因为封建时代结束,进入新时代,无需避讳,所以,该县志将清代县志“国朝”改为了“清”字,以严禁的史学态度对待历史。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于2010年编写出版的《中国方志通鉴》,将邬庆时总纂《龙门县志》的做法编入书中,该书称,“民国22年(1933),纂成《宝安县志》,同年,因其修志之法得龙门县县长招念慈赞赏,被聘为龙门县教育局局长兼重修县志总纂。邬氏仿照宝安修志办法节节进行,所有采访、编纂、讨论、缮校等事均当义务,未尝动支公款,历时2年成《龙门县志》20卷首1卷,仅用银数百元印刷。该志大纲虽仿《宝安县志》,而纂修义例多以龙门旧志为依归,其间稍有变通。邬氏在《龙门县志》序例中比较了新旧县志的17条不同之处,也说明了因经费不足在绘图、采访等方面的缺陷。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编纂志书‘贵实不贵速’的原则颇具启发意义。”

有意思的是,民国《龙门县志》刊成一年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年抗战后,又是解放战争,国民党在大陆的最终消退,民国《龙门县志》所记录的“党国”内容,仿佛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书页翻起,犹如挽歌。而邬庆时所修的《龙门县志》,据资料显示,应该是这位广东方志名家修的最后一本方志,弥足珍贵。

建国数十年后,龙门县相继修了1995年版《龙门县志》和2011年版《龙门县志(1979—2000)》两本县志,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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