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四川“纸上的方志馆”——《方志四川》赏析

漫游四川“纸上的方志馆”

——《方志四川》赏析

四川省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王远森

也许是笔者从事地方志书实际编纂工作20余年之久的缘故，退休后仍然没能割断地方志情结。近日，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汪毅所著的《方志四川——四集电视纪录片文本》（以下简称《方志四川》）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方志四川》分“醇香世界”和“魅力天地”两部分，每部分分上下集，共4集。

“醇香世界”上、下两集讲述了自《山海经》问世以后，至民国时期两千多年四川方志的起源、发展历程和众多四川方志成果形成的历史故事。先秦古籍《山海经》、汉代司马相如《蜀本纪》、严君平《蜀本纪》、扬雄《蜀王本纪》《方言》、李尤《蜀记》、谯周《天文志》《灾异志》……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明代刘大谟、杨慎等三修《四川总志》、曹学佺《蜀中广记》、清康熙十二年（1673）蔡毓荣、钱受祺等纂修《四川总志》、清雍正十一年（1733）黄廷桂、张晋生等纂修《四川通志》、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常明、杨芳灿、谭光祜等纂修《四川通志》……

历代四川不乏修志大师。四川方志史上的著名人物（包括外籍在川的），除历经三百年成书的《山海经》作者群难以详尽外，史志书籍记载的有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文史名家扬雄、李尤、谯周、常璩、杨慎、曹学佺、段玉裁、李调元、丁宝桢以及民国年间戴季陶、宋育仁等等。其中，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独享“中国方志初祖”之盛誉。清代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总纂刻版《四川盐法志》，丁氏期盼以志记法，以法治盐的初衷，“亦是他资政——亮剑盐务改革、维护盐业秩序的举措，即把官商合谋的不法权利关进盐法志所规定的笼子里”。可见封建社会的封疆大吏深谙地方志书“资治”的重大作用。更有趣的是，民国年间有英国来华传教士汉明灯亲手编修《广汉县志略》，这是西方人实践编修中国地方县志首开先河者。

“魅力天地”上、下两集，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发端、发展、创新工作局面至今60多年历程及其辉煌成就。《方志四川》广泛展现了上至主席毛泽东、总书记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李克强，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中共四川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众多领导人重视编史修志事业的具体作为；尽努力反映了数以万计的四川方志人几十年执著守望、书写春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志”消得人憔悴的生动场面。尤其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调阅《华阳国志》并圈点朱批印发与会领导同志的故事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原主任何郝炬16年默默支持地方志事业，审读首轮新编《四川省志》79卷4500万字等典型事例，足以说明编修地方志的重大意义所在。

四川是中国的人口大省，也是中国的方志大省。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发展史上，四川创新发展，创造了不少全国第一，为推进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享有盛誉。其一，截至2000年11月，四川省、市、县三级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任务全面完成，出版地方志成果6000余种，在数量上居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首。其二，2003年7月24日，四川省人大常务委员会首次颁布《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是全国第一部地方性地方志工作法规。2013年11月28日，四川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又修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一石击起千层浪，一花引来百花开。首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引领山西、吉林、安徽、山东等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地方志工作法规。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全国地方志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其三，1996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公开出版藏文版《阿坝州志》，为全国民族地区用民族文字编纂出版社会主义新方志提供了有效的示范和借鉴参考。另外，震惊世界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特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离休干部王水，第一个奋笔书呈国务院，建议国家组织编修《2008?中国抗震救灾志》，记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抗击特大自然灾害、重建灾区家园的可歌可泣伟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采纳建议，由国务院组织全国各有关方面力量，编纂《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国务院《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工作的开展，对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方志学科理论研究方面，四川志坛也颇有成效。虽然四川没有清代集方志编纂实践和创建方志理论体系于一体的章学诚那样的大师，但史有“文宗在蜀”之说，《汉书》便有“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的记载，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更是热忱礼赞“蜀学比于齐鲁”。20世纪80年代，全国恢复开展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以来，四川修志理论研究探讨学术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这一时期，张秀熟老先生关于“生人入志”和“生不立传”的主张，仍然是当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人物传记”的基本编纂原则。四川省、市、县三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纷纷设置方志理论研究探讨阵地，创办地方志学术期刊。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管主办的《巴蜀史志》，是融地方志学术性、专业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专业双月期刊，从2001年第3期起国内外公开发行。这是全国为数不多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地方志专业刊物之一。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地方志工作文献选》《四川省地方志论文选》《四川省新方志论文选集》等一大批工具书和方志理论专著，为广大修志工作者提供了方志理论学习和研究探讨的方便。不仅如是，四川省地方志学会还广泛开展了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多数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方志学术交流活动。1996年5月，汪毅赴台湾交流方志文化。2011年8月，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团去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台湾“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等单位交流地方志文化，开启了川台地方志的新篇章。这对于台湾从地情角度全面认识四川，特别是对四川交通方面“蜀道不再难”的认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方志四川》用典型事例反映新时期四川读志用志成效也非常突出。“5?12”汶川特大地震，北川县城遭遇毁灭性破坏。为落实温家宝总理“再造一个新北川”的指示，中国城市规划研究设计院、山东援建队伍和中共北川县委、县政府等单位，凭借新旧《北川县志》为新北川县城和部分乡镇异址重建规划设计提供了必要的地情文献参考资料。“4?20”芦山7级地震发生后，芦山县地方志办公室搭建的“帐篷方志馆”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地情文献查阅和咨询服务3500多人次，先后接待43家规划设计单位，为灾后重建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提供123件有价值的地情史料，充分发挥了地方志“资治”功能。

《方志四川》末尾也颇显匠心。著者用2014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观首都博物馆历史文化展览时发表“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的讲话和2014年4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全国地方志工作作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重要批示，作为全剧落幕前的压轴戏，寓意深刻，发人深省。习总书记的讲话同期声和李总理的批示字幕，是新时期开创中国地方志工作新局面的号角，是推进现阶段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鼓声，是21世纪中国地方志的最强音。

《方志四川》确实值得一读。该书清晰展示了两千多年来四川方志的起源、发展历程和累累硕果，凸显了四川从清代、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修志史上所取得蝉联全国省级方志出版数量第一“三连冠”的成果。主要剧情用以事系人的方志笔法展开，用15万文字、选配近200幅四川方志历史图片为支撑，讲述了四川方志史上传承至今的桩桩往事，耐人寻味。通读《方志四川》，仿佛漫游在四川两千多年的方志历史长河之中，有“惯看秋月春风”之感触。难怪有先睹者誉该著搭建了四川“纸上的方志馆”。《方志四川》对人们认识地方志、深入了解地方志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宣传教育意义，对发展地方志事业、对广大地方志工作者都将有鼓舞和激励作用。

金无足赤，《方志四川》亦有瑕疵。从反映四川地方志工作情况的完美角度来看，用方志编纂“横分门类”这一体例观点来衡量，似乎还缺乏对四川整理历代旧志工作的深层次反映。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开展以来，四川省、市、县三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相关文史单位以及川内部分高等院校，根据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新方志编纂工作需要，纷纷投入了不少财力和人力广泛开展对旧志的整理工作，或影印重刊、或校注出版了一大批历代四川旧志书籍。笔者以为此事有必要作为《方志四川》的补充内容记载，以备日后拍摄《方志四川》电视纪录片采撷。其二，《方志四川》拟设的采访人次有偏多之嫌，愚以为其中部分采访可用解说词替换。其三，《方志四川》中诸如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陈寿及其所著《三国志》是否作为志者、志书介绍；清代罗江籍翰林学士李调元私家编著的《梓里旧闻》一书是否认定为《罗江县志》；民国四川通志局总裁宋育仁“是民国时期旗帜性的志家”一语中，“旗帜性”前是否增添“四川”二字；关于首部《内江市志》《什邡县志》等解说词是否准确。这些细微之处，笔者以为有待进一步斟酌。已入选《方志四川》的图像，极大多数很好，其中也有一些照片似乎还可以重新拍摄或者遴选替换。四是编修志书，各级领导重视固然是关键一环，但要编好志书，还需要有一批执著守望、致力于笔耕的实际编纂人员辛勤劳作方能实现。或许是历史音像资料缺失的缘故，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往往一部县志的编纂办公室就云集十几个甚至二三十个编辑人员撰稿、改稿的火热场面，在《方志四川》中难于觅踪，可否设法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