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河南通志版本介绍及下载
发布时间：2019-08-03 点击数：3989
河南通志之纂修，现今可考者，先后进行过八次，而且均有书流传至今，实在是一件可以欣庆的事。其最早进行纂修河南省志的，为明代天顺年间的河南提学副使刘昌，但他没有能独立成完，便离任而去，后十余年，又经胡谧继之，加以芟润，才算完成，定名为 《河南总志》，于成化二十二年刊行刻世。至今诸方志目录，均著录为成化年间胡谧纂修，其实这部书开纂年月还可推早，而于其事的刘昌，功绩也是不应埋没的。目前，此书北京图书藏有原刻本 （典藏台湾），中有多次增补，直至嘉靖初，当是后世补刻印本，又有上海图书馆残存第十八卷一本，河南大学有影抄本一部，仅此数家而已。其次是嘉靖三十四年邹守愚修、李濂纂的《河南通志》亦属稀见方志，省内仅存一部于河南大学图书馆，另外河南省图书馆藏有残本。
入清以来，顺治十七年贾汉复修、沈荃纂的 《河南通志》是第三个本子；到了康熙九年，又经徐化成增修，是为第四种本子，印数不多，较顺治十七年本尤为罕见。以上两本，均成于清政权初创不久，连修二次，可见其对修志工作的重视，贾汉复于顺治十四年任河南巡抚后，即下令各府、县，“纂修邑志，限期交省”，他在命令各府、县修志的基础上，仅隔三年多时间，便集中了各府、县地方志，编纂出一部 《河南通志》来。这是清代编出的第一部通志，全书五十卷，分为三十门，罗列多目而无纲领，不能算一部成功的方志。然而由于修志对于掌握各省概况，巩固统治有一定作用，这对建国不久的清朝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因此，康熙十一年便颁下谕旨，令天下各省依贾汉复先后所修的河南、陕西两志为样板，编修通志。谕旨一下，不仅各省，而且各府、县，竟相编修志书，以致这种骈列名目、无所统属的体例，影响了整个清代。后来章学诚在 《修志十议》中说：“近代志乘，去取失伦，芜陋不足观采。不特文无体要，即其标题先已不得史法也。”章氏批评的这种类型的志书，实由贾汉复的《河南通志》为始。由于贾志纂修迅速，便失之过简，疏漏讹误之处不少。因而很快便又重加修编，便又出现了康熙九年的增修本。
第五种为康熙三十四年顾汧修、张沐纂的五十卷本。张沐是河南修志名家，尚纂有 《开封府志》、《上蔡县志》等，这部 《河南通志》从体例上来说，仍遵循旧志，然考核精详，因而优于顺治贾志。到了雍正八年，田文镜等修，孙灏等纂的八十卷本出世，是为第六种 《河南通志》， 内容比之顺治时的五十卷本，当然有所增加，然而趋向繁琐芜杂。此书于雍正八年初刻，到雍正十三年，又加以修订重刻，遂为定本，后收入 《四库全书》。第七种 《河南通志》为乾隆《续河南通志》，由阿思哈、嵩贵纂修。此书为雍正田志的续修本，故名为 《续河南通志》，亦分八十卷，初刻于乾隆三十二年，以后又在道光六年与雍正 《河南通志》重刻合刊，称 《正续河南通志》，以后又经同治八年、光绪二十八年和民国三年河南教育司三次补刻重印，通行了一百五十多年没有重修过。成为流传最广的一部《河南通志》。
民国以来，鼓吹重修省志之风，虽时有所闻，但行动极其缓慢，除了重印雍正、乾隆时的《正续河南通志》外，新通志的纂修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十多年始终未能完成全志书。特别是一九二九年韩复渠曾主修河南通志，并成立了通志馆，可是四月份开馆，到九月份便结束了，首尾寿命仅五个月，这样当然不会有什么成果。直至民国三十二年，河南通志馆总算印出了 《河南通志稿》中的 《舆地志稿》、《大事志稿》、《艺文志稿》及 《经政志 河防》等部分，可以说是有了一部分成品。朱士嘉 《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本书时，称民国三十二年 《河南通志稿艺文志》仅印了集部，有误， 《艺文志》经、史、子、集四部均已印齐，系陆续印刷，其经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史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子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集部分量最大，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印成。
除以上志书以外，还陆续出现了一批私人编纂的河南地方史志书籍，有明代王士性撰的《豫志》一卷，清代朱云锦撰的《豫乘识小录》二卷，《河南关塞形胜说》一卷，龚柴撰的 《河南考略》一卷，马冠群撰的 《河南地略》一卷。这些个人著述虽然均较简略且不够系统，或记山川，或记疆域，或记人物、掌故，或作考证。但多有 《通志》中未载的资料，或对 《通志》进行了订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民国时安阳县的士绅王幼侨 （任河南教育厅长），于一九三一年在河南行政人员训练所任教时，因讲授河南史地，而辑录出一些资料，编了一本 《河南方舆人文志略》，以个人名义于一九三二年在北平西北书局铅印出版。民国初年，汲县的士绅李敏修主持成立了“中州文献征集处”广为收罗清代河南人的著作，在这个基础上，该书编辑许鼎臣，编辑了一部 《中州艺文录》，著录了清代地方名人的著述数千种，并附有人物小传，颇为详尽。往往有不见于其他书目的刻本或抄本书籍，在此书中一索即得，确为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及地方文献。这些书都可以说是河南通志的别枝。
入清以来，顺治十七年贾汉复修、沈荃纂的 《河南通志》是第三个本子；到了康熙九年，又经徐化成增修，是为第四种本子，印数不多，较顺治十七年本尤为罕见。以上两本，均成于清政权初创不久，连修二次，可见其对修志工作的重视，贾汉复于顺治十四年任河南巡抚后，即下令各府、县，“纂修邑志，限期交省”，他在命令各府、县修志的基础上，仅隔三年多时间，便集中了各府、县地方志，编纂出一部 《河南通志》来。这是清代编出的第一部通志，全书五十卷，分为三十门，罗列多目而无纲领，不能算一部成功的方志。然而由于修志对于掌握各省概况，巩固统治有一定作用，这对建国不久的清朝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因此，康熙十一年便颁下谕旨，令天下各省依贾汉复先后所修的河南、陕西两志为样板，编修通志。谕旨一下，不仅各省，而且各府、县，竟相编修志书，以致这种骈列名目、无所统属的体例，影响了整个清代。后来章学诚在 《修志十议》中说：“近代志乘，去取失伦，芜陋不足观采。不特文无体要，即其标题先已不得史法也。”章氏批评的这种类型的志书，实由贾汉复的《河南通志》为始。由于贾志纂修迅速，便失之过简，疏漏讹误之处不少。因而很快便又重加修编，便又出现了康熙九年的增修本。
第五种为康熙三十四年顾汧修、张沐纂的五十卷本。张沐是河南修志名家，尚纂有 《开封府志》、《上蔡县志》等，这部 《河南通志》从体例上来说，仍遵循旧志，然考核精详，因而优于顺治贾志。到了雍正八年，田文镜等修，孙灏等纂的八十卷本出世，是为第六种 《河南通志》， 内容比之顺治时的五十卷本，当然有所增加，然而趋向繁琐芜杂。此书于雍正八年初刻，到雍正十三年，又加以修订重刻，遂为定本，后收入 《四库全书》。第七种 《河南通志》为乾隆《续河南通志》，由阿思哈、嵩贵纂修。此书为雍正田志的续修本，故名为 《续河南通志》，亦分八十卷，初刻于乾隆三十二年，以后又在道光六年与雍正 《河南通志》重刻合刊，称 《正续河南通志》，以后又经同治八年、光绪二十八年和民国三年河南教育司三次补刻重印，通行了一百五十多年没有重修过。成为流传最广的一部《河南通志》。
民国以来，鼓吹重修省志之风，虽时有所闻，但行动极其缓慢，除了重印雍正、乾隆时的《正续河南通志》外，新通志的纂修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十多年始终未能完成全志书。特别是一九二九年韩复渠曾主修河南通志，并成立了通志馆，可是四月份开馆，到九月份便结束了，首尾寿命仅五个月，这样当然不会有什么成果。直至民国三十二年，河南通志馆总算印出了 《河南通志稿》中的 《舆地志稿》、《大事志稿》、《艺文志稿》及 《经政志 河防》等部分，可以说是有了一部分成品。朱士嘉 《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本书时，称民国三十二年 《河南通志稿艺文志》仅印了集部，有误， 《艺文志》经、史、子、集四部均已印齐，系陆续印刷，其经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史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子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集部分量最大，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印成。
除以上志书以外，还陆续出现了一批私人编纂的河南地方史志书籍，有明代王士性撰的《豫志》一卷，清代朱云锦撰的《豫乘识小录》二卷，《河南关塞形胜说》一卷，龚柴撰的 《河南考略》一卷，马冠群撰的 《河南地略》一卷。这些个人著述虽然均较简略且不够系统，或记山川，或记疆域，或记人物、掌故，或作考证。但多有 《通志》中未载的资料，或对 《通志》进行了订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民国时安阳县的士绅王幼侨 （任河南教育厅长），于一九三一年在河南行政人员训练所任教时，因讲授河南史地，而辑录出一些资料，编了一本 《河南方舆人文志略》，以个人名义于一九三二年在北平西北书局铅印出版。民国初年，汲县的士绅李敏修主持成立了“中州文献征集处”广为收罗清代河南人的著作，在这个基础上，该书编辑许鼎臣，编辑了一部 《中州艺文录》，著录了清代地方名人的著述数千种，并附有人物小传，颇为详尽。往往有不见于其他书目的刻本或抄本书籍，在此书中一索即得，确为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及地方文献。这些书都可以说是河南通志的别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