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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壤孤本康熙《荣县志》的发现

发布时间:2019-04-10 点击数:215
中国的地方志在世界文化的视野里,是一种类型独特的史地学著作。方志的编修,历来是时盛时衰。方志版本的流传,也是存佚不一。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全国共存民国之前旧志8200种以上。其数量庞大固然可观,但存佚,或失传者也不在少数。现代以来,对地方志版本及馆藏的考录,民国时期有朱士嘉先生的《中国地方志综录》。1985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中国大陆各文献机构存藏旧志的全面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志编纂的兴起和对旧志研究广泛开展,又有为数很少未经目录记载的旧志版本被发现,每一种旧志的“复出”,都是一次极有价值的发现。同时期,大陆之外收藏的中国稀见方志,也通过考录著作得到反映,或已影印出版。在历经“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讨之后,是否还有未经著录的旧志出现,也越来越可期待。

出自西南,三百年后现身西北

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四川历代旧志目录》未著录、大陆之外的文献机构未见收藏,台湾《数位典藏》联合目录、《中国数字方志库》均无记载的清康熙版《荣县志》,却突然“复活”于世。

康熙《荣县志》出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迄今整整329年。此前对它不仅从未见过馆藏记录,专门研究者也一向以“佚志”视之。如国内明清史专家周绍泉先生的《绍熙府设置年代及所辖州县之我见》说:“黄大本在乾隆《荣县志?沿革》补遗篇追记‘绍定六年二月丁亥升府’,并注明这段记载来自刘世璋旧志(即康熙《荣县志》,该书已佚)”。

康熙《荣县志》是甘肃一位藏友去年与朋友在山西介休张兰镇古玩交流会上得到的。书册前后用旧信纸草草粘糊,书名页、目录、舆图、序、凡例等久已脱失,正文也有缺页。书边风化磨蚀,书口干裂,以至于无页不开而无页不蜷曲,有如絮片散飞之状。状况之差,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的。这种干裂蜷曲的状态说明是长期流散于西北地区的结果。但问题是,荣县在四川省的南部,而旧志却存身于西北,两地遥不相及,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特别的因缘呢?

一些痕迹似乎流露出此册古籍的特别之处,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在卷三《士宦志》“知县”有不接上页空行的一页补刻,续记了高弘贤、陈士献(康熙三十四年任职)二人。又有墨笔补记续任的职官、选举人物,下限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此外,还有两页补抄,用纸与刊本一致。这些让我们对这部旧志的传藏有了基本的判断:原藏者对此册极为珍视,身份或与志书的编纂相关。之后,他因为调职或赴任,离开地处川南的荣县,远赴西北之地。多年之后,藏家逝去,此《荣县志》不知自何时起流散民间,就此一直无人理会,且日益残损剥落。正是民间收藏风气的兴起,此书终于露面,只不过是来得太迟。

古籍“蓬首垢面”的外表之下,却是不能掩其“金玉”之质,因为这是天壤间的一部孤本。

康熙《荣县志》的编纂

康熙《荣县志》卷端题名反映出主修与主纂者的责任:“嘉定州荣县知县韩荩光校阅,井研摄荣县知县朱大任重校,嘉定州荣县知县易其极增定”,另有“训导赵发祥订正,典史屠之烘监梓”。具体的编纂者则有:“举人刘世璋纂修,举人刘容参订”。卷一封域志,下设星野、沿革、疆理、山川、古迹、地利、物产、赋役、风俗各目。卷二建置志,下设城池、县治、学校、文庙、祀祠、公署、宫室、坊市、集场、桥梁、寺观各目。卷三士宦志,下设官师、选举、人物三目。卷四为艺文志,含制诰、古碑记、古诗行三目。

到了乾隆年间,《荣县志》重修,将康熙《荣县志》卷前朱大任、易其极、刘世璋的三篇序文以及《凡例》《纂志姓氏》原文转录,因此得以考察康熙志编纂的始末。据刘世璋序文记载,康熙二年(1663年),他发现了一部明代万历甲戌(万历二年,1574年)编纂的旧志:“春日山游,忽得甲戌抄本于农家,喜不自禁。惜乎毁于风雨虫鼠,类多残缺,又不无往迹湮沉之感。”到了康熙二十三年秋,“邑侯韩公访余邑志,余日废簏中有抄本四卷,乱离后所仅得者,编摩之亦可为吾荣一部掌故观。公借览之。见精而核,严而有体,旋有志于校刊。”于是以万历甲戌志为底本,增补延续至康熙二十五年的史实。其间先后经三任知县主持,康熙《荣县志》编纂完成并出版。

木活字印本

康熙《荣县志》四卷,9行19字,四周双边,开本高26厘米,宽18厘米。版框高21厘米,14厘米。纸用蜀地麻料,纤维较粗,也因此能在极为干燥的西北地区留存下来。如果是竹纸印本,又没有好的存身之处,恐怕早己脆裂而片纸无存了。

此书编纂者刘世璋序文落款时间是康熙二十五年的秋七月,是志书编修完成之时。全书以写刻上版。字体大小参差且斜正不一。虽然没发现横置倒卧的情形,但有的字偏斜游离的程度,与雕版刻字明显不符。字划也从未出现交叉的情况,页面有的墨色深浅不一,版框接口与栏线端常见空缝。这些都是活字本的特征。更为明显的是不少版框印迹完全一致(活字本大多用数块边框反复使用),这是刻版书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综合这几种特征,可以确定康熙《荣县志》为木活字排印本。

雕版刻本的版片可长期保留而多次重印。活字本刊刷时数量本来就很有限,而且拆版后即告完结,因此留下的几率更少。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出现了蜀地无存而在山西存留一部这“命悬一线”的孤危之状。

现存《荣县志》的“祖本”

荣县修志历史始于唐代邑人王禹,而“往志散失”。笔者据《舆地纪胜》,知宋代先后有(荣州)《旧经》《荣州图经》《荣州志》,至明代已不存。明代正统和嘉靖年间,地方相继纂志而未成。到了万历二年(1574年)续修成志,至崇祯九年(1636年)又经邑人简敕增修。清代一朝,《荣县志》历经四次纂修,见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有乾隆、嘉庆、道光三个版本。乾隆志仅故宫、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分别收录于《故宫珍本丛刊?四川府州县志》《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嘉庆志完整的也仅一部,收藏于四川省图书馆,另一残册存湖南省图书馆。明清易代,荣县文献残毁散佚之情见于刘世璋序文:“无何甲申来,酷于兵燹,虽有邺架亦不免焉,区区邑志存者几希”。如果刘世璋当时未能访得仅存一册抄本的万历甲戌志,修志则无所本。即使可以据其他文献(如府志、省志等)采录,但内容确定不如县志记载的详细。陈光贻先生《稀见地方志提要》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谓省府州县志书,县至下焉,为地未甚广,纪载较详;为省府修志所取材焉,故县志为地方志之基础。”而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修志的时代断层,则史实必然缺略。宋代总志《舆地纪胜》记载全国许多地方普遍编修方志,而留存至今者绝少。即使由其他典籍传录下来宋代旧志的片言只语,也往往有为明、清纂修志书失载之例。从康熙《荣县志》的内容看,所据万历旧志记载了不少宋代的内容,或者说直承宋代旧志。康熙《荣县志》当是现存《荣县志》的祖本。它承上而启下,接续明代自万历二年至清康熙二十五年的地方史实。至乾隆续修《荣县志》,内容、体例、卷目依承康熙《荣县志》而延伸和扩展。尔后有嘉庆志,有道光志,有民国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两部新编《荣县志》。一方文献之传承,始于艰危,而修志则代有新编。

《佚志目录》为何未记录康熙志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历代旧志目录》(2011年4月出版)中,其《现存目录》记载了乾隆、嘉庆、道光和民国《荣县志》四种。所附的《佚志目录》却没有记载康熙《荣县志》。本来,据乾隆《荣县志》引录的前志内容,足以说明康熙志编纂并出版的事实。既然未见馆藏著录,则当入佚志目录。及阅看此书前言,知其所以。书目记录馆藏(存世)方志,是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同时参考《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还有四川省各单位、各地的存藏。至于《佚志目录》的记载,是依据张国淦先生的《中国古方志考》。此书考录的只是宋元时期之前的方志,而明、清时期各地编纂的方志散佚不传的数量其实不在少数。事实上,《佚志目录》是因为失考的原因,才未将康熙《荣县志》纳入佚目。

旧志的考录,历代有之。如果从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计起,80年以来从未“谋面”的康熙《荣县志》终于“回归”。中国旧志目录里再增加一种存世孤品,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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