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乡土志及其史料价值
发布时间：2019-04-10 点击数：2104
摘要：乡土志是在清末教育改革背景下产生的一批特殊地方文献，陕西是当时编纂乡土志较多的省份之一，这批乡土志体例同中有异，内容繁简不一，是全国乡土志的一个缩影。与我国乡土志一样，陕西乡土志也蕴含了大量的史料，相关记载真实地反映了陕西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各地的风俗习尚，其史料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利用。
乡土志是在清末教育改革背景下产生的一批特殊地方文献，“专指于肇自清光绪末期，延及宣统，并贯穿于民国时期的乡土志、乡土教科书、乡土调查录等”。由于乡土志以抄稿本居多，少有流传，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因此学术界对乡土志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陕西是当时编纂乡土志较多的省份之一，长期以来乏人关注，笔者拟就陕西乡土志的数量、体例内容及史料价值略作论述，以期有益于乡土志的研究。
一、陕西乡土志的数量
陕西乡土志是全国乡土志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对乡土志的认识和界定存在分歧，加之乡土志又以抄稿本居多，分散各处，各种方志目录著录亦不详备，统计上有一定难度，因此目前关于全国乡土志的数量，学术界的说法尚不统一。专门从事地方志研究的巴兆祥先生曾专门做过统计，据其《清末乡土志分省统计表》和《民国乡土志分省统计表》的统计，清末至民国时期全国共修了667种乡土志，其中陕西省52种(清末42种，民国lO种)，在全国各省所编乡土志中名列前茅。王兴亮先亦对全国乡土志做过统计，结果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全国共修乡土志675种，陕西是当时纂修乡土志较多的省份之一，共计54种(清末47种，民国7种)，仅次于山东省(72种)和四川省(65种)位居第三。此组数字与巴兆祥先生的统计略有出入。随着大量乡土志抄稿本的影印出版，研究亦进一步深入，数量统计也越来越详细，巴兆祥先生根据新掌握的资料，对自己的统计数字又做了修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近代所编乡土志约有681余种，部分为公开出版本，大多属稿本、抄本、流传不广。除国内收藏外，还大量东渡日本。”所以“其实际成书数，应远不止此”。
就陕西乡土志的数量而言，笔者除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外，还对全国及陕西省方志书目所著录的乡土志进行了统计，其中《陕西地方志书目》是著录较全的陕西方志书目，共著录陕西乡土志55种，其中以“乡土志”命名的陕西乡土志52种，另外3种如《陕西乡土地理教科书》《长安乡土历史地理》及《砖坪地理志》，虽不以乡土志命名，但内容及体例亦当属于乡土志的范围。遗憾的是《陕西地方志书目》仅见初稿油印本，未见再修订出版，其中著录的乡土志作者、版本及成书年代多有疏误，有必要根据方志目录、馆藏方志及已影印出版的方志丛书，对近代陕西乡土志的作者、版本及编纂年代进行重新核查统计。
二、陕西乡土志的体例和内容
乡土志是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产物，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有别于其他地方志书。与其他类型志书相比，乡土志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体例设置整齐划一，大多依照清朝《部颁乡土志例目》(以下正文及注释均简称《例目》)的程式，分为三类十五门：一、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二、人类、户口、氏族、宗族、实业；三、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二是内容精当，篇幅简短，少则数千字，多则数万言，由浅入深，寓教于乐，且语言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如果具体到陕西乡土志，则不难发现除具备以上特征外，还呈现出体例同中有异、内容繁简不一两个特点。
1.体例同中有异
巴兆祥先生在《方志学新论》一书中将乡土志的体例分为《例目》派、方志派和教科书派西乡土志的体例也不例外，但每一派的体例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同中有异，各具特色。
首先，陕西乡土志是我国乡土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体例大多遵循《例目》的要求和程式，分为三类十五门。如《吴堡县乡土志》《甘泉县乡土志》《中部县乡土志》均不足万字，内容极其简略，但门类一如《例目》，甚至编纂次序都一成不变。其他如《洛川县乡土志》《咸阳县乡土志》等，或是门目排列次序稍有不同，或是门目类别稍有增损，总之出入不大。出入较大的如《郡县乡土志》，分上、中、下3卷，上卷为本境、历史、政绩录、兵事录；中卷为耆旧录、孝友、义行、名宦祠、乡贤祠、节烈祠、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下卷为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共计3类21门；《华州乡土志》则仅有政绩、兵事、耆旧、户口、人类、宗教、实业、地理、物产、商务十类，不仅无历史、氏族等门，且将山、水并入地理，而耆旧类又占了全书1/2多的篇幅。有的乡土志在遵循《例目》的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如谭绍裘在编纂《扶风县乡土志》时，认为《例目》的条目有遗漏，如：“赋役”一项，乃“国家平治之大经，民生尊亲之首务”，当是乡土志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而有些门目在编纂时则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合并。因此谭绍裘所纂《扶风县乡土志》类目分为疆域、沿革、山水、乡里、道路、桥梁、户口、氏族、人类、宗教、实业、物产、商务、赋役、学堂、祠庙、政绩、兵事、古迹、陵墓、耆旧、烈女、学问、坊表，共计24门。
其次.教科书派乡土志既遵循了《例目》的程式要求，也能从实际出发，考虑到所编乡土志的用途，按照教材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编写。但是此类乡土志也无统一范式，同样各具特色。《韩城县乡土志》是编得较好的一部，作者指出：“是册谨遵奉到《乡土志例目》，合以《奏定章程》初等小学堂第一二年之学科程度编辑。”“是册为初等小学堂前二年之课程，每星期一点钟，每年四十星期，当授四十课，故每门均定以八十课。”此志还有一个特点，即除历史有文无图外，地理、格致二门均“图说并载”，“有图则其说可证，且以助童蒙之娱悦，鼓舞其才识也”。《留坝乡土志》也是遵照《例目》的条例，“依类编辑，其中分划章节为讲授者便于检查起见，亦近今教科书之通例也”，“节段稍长者，则数为起止而仍归一节，俾儿童易于览记，阅者谅之”。
既然乡土志是作为教科书编纂的，其语言和内容当符合小学生的特点。为便于小学生诵读，有的乡土志在编纂时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叙事，又由于四言韵语叙事的局限性，有的乡土志在韵语之外又附有注释，《雒南县乡土志》即采用此种形式，“兹谨遵乡土志例，编为四言韵语，为便于童蒙诵习。其事略，亦即详于分注，措词亦惟期浅显，俾童蒙易解云尔”。四言韵语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适宜于小学生诵读。如志中言洛南县商务：“货若秦党，固系大宗，奈人分利，路以贿通。余如杂药，南方罕有， 时见贩夫，运至河口。核桃木耳，偶或成庄，往来买卖，价判低昂。小利勿图，小忿须忍。易俗移风，在贤令尹。”言宗教则日：“士重实行，民由古道，伦纪纲常，别无外教。”注文进一步解释说：“雒境地属偏僻，且少世族，所有藏书之家，经史以外杂书概所罕见，故一切外教，土民罔有闻知。”其他采用四言韵语形式的乡土志还有《陇州乡土志》《洛川县乡土志》等，但纵观陕西乡土志，大多数徒有教材之名，在内容上与地方志并无两样，只有少数乡土志顾及到了教材的使用对象。
再次，方志派乡土志虽名日乡土志，但从体例上来看实则是地方志。此类乡土志有的在门目上将方志与《例目》结合起来，如《扶风县乡土志》4卷，卷1为疆域、沿革、山水、乡里、道路、桥梁；卷2为户口、氏族、人类、宗教、实业、物产、商务；卷3为赋役、学堂、祠庙、政绩、兵事、古迹、陵墓；卷4则为耆旧、列女、学问、坊表。《蓝田县乡土志》上下两册，上册含疆域、经纬、山、水、分区、署宇、镇市、关梁、道路、水利、名胜、古迹、祠庙、寺观、坊表、陵墓、制置、田赋、学堂、人口、氏族、宗教、风俗、物产、实业、商务26门；下册含沿革、纪事、兵事、政绩、耆旧、金石、艺文7门，共33门约10余万字，并绘有疆域全图、分区、署宇、祠庙、学堂诸图。有的乡土志则完全是方志的体例，如《宜川乡土志》不仅简略，其分为星野(附气候)、沿革、疆域、城池、山川、里甲、古迹、胜景、风俗等类目也一如方志。
2.内容繁简不一
总的来说，清末至民国时期所修陕西乡土志“内容精当，篇幅短小”，但也有个别乡土志在篇幅上悬殊较大，繁简不一，繁者如《蓝田县乡土志》，约10万余字，而简者如《洛川县乡土志》，仅3000余字。
综观陕西乡土志，大部分内容简略，属于应付差事之类，其体例虽然按《例目》的程式编写，但无非是抄撮地志，草率为之，内容之简略也就可想而知了。如《吴堡县乡土志》分15门，不足4000字；《邻州乡土志》正文虽有17门之多，但仅有5000余字；《葭州乡土志》目录虽如《例目》所列一应俱全，但内容非常简略。《甘泉县乡土志》的目录与《葭州乡土志》无异，内容则更加简略，其氏族类仅有“本境无大姓氏族”一语，物产类则日：“本境天然产物无多，并无制造之产。”诸如此类的乡土志还有《洛川县乡土志》《佛坪县乡土志》等，既无序跋，亦无目录，简略之极。
陕西乡土志中，尚有少数内容丰富的乡土志，这些乡土志虽然也是奉命纂修，但由于纂修者的重视，其内容则要丰富得多。诸如《蓝田县乡土志》《岐山县乡土志》《扶风县乡土志》《韩城县乡土志》《雒南县乡土志》《兴平县乡土志》《神木县乡土志》等内容均较为丰富。《兴平县乡土志》6卷，历时两年始修成，志中内容也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加，如《例目》于实业类只要求查明士、农、工、商各若干即可，纂修者考虑到实业之中以农业为重中之重，而“农之中详晰其目则有六，稼穑而外日蚕桑、日种树、日畜牧、日瓜果、日菜蔬，皆足补农之不及，以济生人之用”。基于此，作者将本乡人杨岫所作蚕桑树畜之法摘要抄录于后。作者又认为“一境之内，人物为最”，因此耆旧类的内容几乎占到全书的1/2。《神木县乡土志》4卷，虽然是以方志的体例编纂的，但内容丰富，对神木县的各项事务记载颇详，如卷2学校分别记载了神木县学宫(附学额、学田)、书院(附义学)和学堂三项内容，是非常具体详细的教育史资料。卷4风俗类涉及学界、商界、农界、工界的习尚以及岁时风俗、婚丧之礼、祭礼、宴请等内容，颇多可采。
三、陕西乡土志的史料价值
清末至民国时期编纂的一批乡土志，不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有章可循，“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于格致则讲乡土之植物、动物、矿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可以说乡土志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直接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由于是时代的产物，这批乡土志编纂时间较为集中，大多数编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民国十年(1921)以前。陕西乡土志的编纂时间则更为集中，绝大多数成书于清末数十年间。而这数十年正是中国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也是陕西历史上旧志编纂的空白时期，因此乡土志的出现正好弥补了此段时间史料记载的不足，特别乡土志中有关宗教、学堂、巡警、邮政、铁路、风俗习尚等内容的记载，是了解近代陕西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而实业、商务、集镇、矿业等内容，则是研究近代陕西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料。
1.直接反映陕西社会的变迁
清末民初，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陕西虽然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但是这种变化在陕西各地也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清末民初陕西乡土志涉及到关中、陕北及陕南各县，是了解近代陕西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其中关于思想观念、外来宗教以及新生事物诸如巡警、邮政、铁路交通等内容的记载，直接反映了近代陕西社会的变迁，是清末民初陕西社会的真实反映。
首先，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从沿海口岸城市开始，迅速向内地渗透。表现在思想领域即是危机意识、自强意识与改革意识的觉醒，这些在陕西乡土志中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富国强兵是清末民初各阶层的呼声，《西乡县乡土志》的作者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也谈了对富强之道的认识：“富强之道，农以殖之，工以作之，商以运之，尽人而知之矣。西乡地肥沃，宜五谷，材木充韧，但多弃置而不顾者，一由制造之未精，二由转运之不便也。且地非孔道，商于此者，亦小小赀本，从未有以数万金合力以图大事者。近十余年来，鸦片为一大宗出产，农商藉此可获赢余。今奉诏禁烟，农皆改种粱食，外亦裹足不前。以此之故，市面日形困敝，欲补苴于目前，惟改良纸厂，讲求种植，或可挽救于万一。不然利源外溢，终有竭时，一切新政，无从举办，欲求进于文明之域，难矣哉!《洛川县乡土志》则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富强之道： “因地制宜，森林畜牧，自保利权，洛民之福。”作者又进一步解释说：“农惰工拙，遑论商务，然天地自然之利固在也。童山荒地，视之不甚爱惜，若遍种树木，则森林之利十年可期。至荒地水草之肥，尤宜畜牧，滋生日蕃，不特贩运，获利倍蓰。即皮革毛茸骨殖，何一非有用之材?因地制宜，莫善于此两事，莫急于此两事。如其懈惰自安，不思良策，他日必有假公司之名，收垄断之利者，吾民悔之晚矣。”凡此，都体现了当时陕西各地民众自强意识的觉醒，以及改变家乡面貌，走上富强之路的强烈愿望。
其次，在中外交流史，外来宗教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宗教作为乡土志的一项重要内容，《例目》要求“本境所有外教务查明编入”，因此大部分乡土志都记载了各地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情况，其中外来宗教直接反映了中外交流及其对陕西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乡土志详细地记载陕西各地的 信教人数、教堂分布等情况。如《甘泉县乡土志》：“离县四十里之道左埠居住天主教数人。”《岐山县乡土志》：“回教人无；喇嘛、黄教、红教人无；天主教约二千五百余人；耶稣教约三十余人。”《宗教’《洛川县乡土志》：“天主、耶稣教堂布满中国而洛邑独无，亦地方之幸也。”《咸阳县乡土志》记载：“咸阳士大夫崇尚儒学，民间信奉释道，乱后寺院多毁，僧徒道侣人数寥寥。……欧人教堂伍所：城内西街福音堂壹所；陈良里救世堂壹所(去城贰拾捌里)；刘家沟救世堂壹所(去城叁拾里)；穆家沟天主堂一所(去城叁拾里，上三处均在东乡)；总耶稣、天主贰教徒约百余人。《朝邑县乡土志》：“士民悉遵孔教，信耶稣教者尽住河东郝家庄、王家庄等处，教民共二十余口。”《榆林县乡土志》：“本境无回教，并无天主、耶稣等教，喇嘛教蒙古人间有入者，而汉民不与焉。惟黄教、红教相传已久，入斯教者计有百余人，其人不过供神劝善，斋戒念经而已，并无妖言邪术惑乱人心。”《吴堡县乡土志》甚至记载了入教者的姓名：“本境僻处偏偶，儒教相传，入天主教者今有武润成，李泰常、薛占有、薛仲清数人，至回教、喇嘛、黄教、红教、耶稣教，全无入者。”这些记载对研究清末民初外来宗教在陕西的分布和传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次，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社会转型期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以始设于光绪二十八年的巡警为例，时袁世凯在保定设立警务局，开办巡警学堂，之后巡警制度逐渐推广到各府县，陕西各地也陆续设立了警察局或巡警局，乡土志记载了其办公地址、机构人数、经费来源、工作安排等情况。如兴平县警察局暂设在县城内城隍庙西厢，有警察兵20人，加上桑家镇4人，马嵬、店张两镇各2人，共28名，“皆官督而绅董焉”。《保安县乡土志》记载保安县的巡警设立于光绪三十二年，办公地址设在城外南街财神庙，“以绅士二人为巡弁，巡长一名，巡丁四名。四乡巡长四名，以旧日团练之绅士暂充之；巡丁四十名，以旧日之牌长暂充之”。《葭州乡土志》记载“普照寺设巡警局一所，巡兵六名。”《留坝乡土志》记载留坝厅“警察兵之原起”日：“光绪三十一年冬，改旧设东关巡查公所为警察局，募选精健壮丁一十二名，分上下两班，划城关为六段，无间昼夜寒暑，依警章按段持械站立。其薪饷每兵月给制钱三千文，由公所向抽驴头脚税项下开支，新式衣械则同知王懋照捐置也。”’巡警之外，乡土志还涉及到了邮政、铁路等新生事物。陕北的神木县“东趋畿辅，南达西安，西通甘肃、新疆”，无疑是北方边塞上的交通要道。《神木乡土志》记载神木县“电线未设，邮政已通，顾神木为分局，专人往来递送，较之驿马传递，更为迅速。”清末民初，铁路在中国刚刚起步，地处秦岭深处的平利县“东则房竹，南则川蜀，西则关陇，北则襄樊”，未尝不是四通八达之地，然而平利县“实业不兴，物产不丰，商务不盛”，主要原因就是交通阻滞。《平利县乡土志》的作者已经认识到了铁路运输的重要性：“铁路之利益山中为尤，盖举数千年无用者而用之，数千年不通者而通之也”。凡此都说明地处内陆的陕西省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也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
2.真实记载陕西经济发展状况
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乡土志中均有所反映，陕西也不例外，其中的商务、实业等内容集中记载了当时陕西各地商品经济及手工业发展的情况。
(1)农村经济状况
根据清末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例目》特设“商务”、“实业”、“物产”等门目，专记各地工商业发展情况，此是了解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窗口。陕西乡土志对以上各项的记载参差不齐，有的仅作简要综述，如《洛川县乡土志》用“因地制宜、森林畜牧，自保利权，洛民之福”概括商务，用“士惯兼农，人慵服贾，易俗移风，振兴鼓舞”概括实业，即使注释也仅寥寥数语，不足以说明问题。与此相反，有的乡土志记载则要详细得多，不仅有综述，还有各宗商品输出或输入的路线、销量等内容。
总的来说，历史时期陕西主要以农业为主，商品经济相对落后，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如《甘泉县乡土志》言甘泉“邑俗类皆以务农牧畜为本，读书者稀少，亦不知事工艺商贾之业。”《中部县乡土志》言“本境土广民稀，人皆务农而不知务商，即本境所产麦、豆、草、药，销行外境，其数不多。即他境所来货物，仅布匹、纸张、烟、糖、茶叶等项，……每年其销行者亦不多。”《郡县乡土志》言“鄂地褊小，兼非冲要之区，外而五镇，内而县城，皆鲜巨商荟萃，道咸间城内街市尚称繁盛，兵燹之余，市井萧索，至今元气未复，惟秦镇各商尚有起色，每年销数向无定额。”即使商品经济稍发达的地区，行销商品也以土特产为主，尤其是鸦片成为一些地方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因为本地商品经济欠发达，就难免外来商品的冲击。如《宁羌州乡土志》记载本地由于“僻处山陬，交通滞碍，又不知整顿土产以扩利源”，因此商品经济极其落后，内销的土特产除“鸦片一项岁约三万两，余皆零星细碎，不足计数”，外销更微不足道。“本境织纺之风几于绝迹”，致使外来商品“充斥境内”，“尤以四川之盐、湖北之布为大宗”，“又有棉、烟、糖、油、纸料各品，亦皆自他境运入，由外商主持”，严重损害了本境人的利益。又如《扶风县乡土志》言“扶风虽秦蜀之冲，而非四达之要，故商务不集”，加之“扶土瘠狭，无多产以易他地之财，得罂粟之种而商务稍兴”，每到收获季节，商人驱车携款前来“置庄收买”，当地政府每年仅此一项税收就多达二万缗，“即附近旁县亦或趁此以销其货”。个别乡土志还对该地区各宗商品营销情况做简要统计，如《城固县乡土志》：“县境商务以姜黄、木耳为大宗。姜黄每年产一百余万斤，陆运销行甘肃秦州十之一，又水运销行湖北老河口镇十之九，由老河口镇分水陆运销行于山西、河南、山东、直隶，以为制造火烟之用。……罂粟土药每年产一万余斤，陆运销行南郑各乡，又或自他境购人本境，陆运分销于本省，水运分销于湖北。”此外还记载了许多中草药的产量及销量。
从乡土志的记载来看，陕西各地的经济相对落后，难能可贵的是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对发展商品经济有了清醒的认识。如《洛川县乡土志》记载洛川县“人稀土旷”，主要以农业为主，“工艺拙少，经商者多系客籍，土著者不过二十之一。旧志谓男惰经营而拙于服贾，女惰蚕织而慵于绩纺，良不诬也。今则商战工战竞争日剧，亟宜广设学堂，讲求实用，振兴鼓舞，逐渐改良，不然以章句之儒，耕荒硗之地，毫无实业，日即贫弱，可不惧哉!”《郡县乡土志》的作者言“藕粉为鄂地制造之极品，且系行远一大宗”，但是奸商为了谋利，常常“搀以杂粉，以致货失其真，名誉频减，亦恨事耳”。
(2)集镇及市场的形成与分布
集镇及农贸市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衰败。部分乡土志的内容涉及到农村集镇的分布与市场交易情 况，如《岐山县乡土志》记载清末岐山县的集镇及集市情况日：“县城及东西郭牛马畜市逢双日买卖。粟市春夏在正街，秋冬在南街，日以为常。益店镇在县东三十里，双日集市。……蔡家镇在县南三十里，双日集市。高店镇在县南四十里渭水南滨，单日集市。罗局镇在县东南四十里，单日集市。青化镇在县东北五十里，单日集市。龙尾镇在县东二十里，无集市。枣林镇在县东南三十里，无集市。宋时有岐阳镇，在县东北五十里，岐阳旧县地，今废矣。《蓝田县乡土志》记载了蓝田县县城以外民间交易最盛的八大集镇：普化镇、堠子镇、蓝桥镇、焦岱镇、盂村镇、?湖镇、新街镇、金山镇、屏峰镇，并对每一集镇的位置、集市及交易情况略作交待，如金山镇“在县北四十里，居横岭之上，为四西所，走集贸易颇旺，畜市亦盛，定日有集”。《南郑县乡土志》记载南郑县商贾云集之处“以郡城东关十八里铺新集为最”，其他集镇的贸易情形，则是“秋冬较春夏畅旺”。《葭州乡土志》：“首镇在城内，四、九日集；通秦寨在城西北五十余里，一、六日集；乌龙铺在城西五十余里，一、五日集；店头在城正西五十余里，逢六日集；黑水坑在城西南八十里，逢一集；螅蜊峪在城南一百里，四、九日集。”
(3)县乡企业的兴办
洋务运动后，中国近代企业开始兴起，洋务派主张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陕西地处内陆，近代企业兴起较晚，但利用本土资源兴建小型企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乡土志也涉及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如《佛坪厅乡土志》记载道光初年“四方商贾来山中采买大木，就地立厂，号日木厢。境内共有数十厂，每厂辄用数百人，由水路运出黑水峪口，用人尤多，地方赖以富庶。自山外销路不畅，木商歇业而去，本境别无大宗货物可通有无，以致地方日益凋敝。现在由本境行销山外者，只有药村及杉、松版，山路崎岖，颇费人工。其由他境行销本境者，潞、监、棉花自盏廑运入，大布茶叶自石泉运入，因烟户稀少，销数亦甚微。”《西乡县乡土志》：“纸厂多设巴山深处，以竹为料，甚惜，工劣不能与洋纸抗衡耳。陆运陕省及山西等处，水运兴安、老河口等处。近各省洋纸盛行，利为所夺，厂多倒闭，利不及前十分之一，统计每年仅银七八万两。”《安康县乡土志》记载安康“工业落伍，是无可讳言，民国初年，鄙人始创了一个工厂，名日鼎新。出品以棉织物为大宗，其中花样不少，如毛巾、彩色被面、芝麻呢、条子布之类，颇受社会的欢迎。因基金薄弱未及扩充，地方复遭政变，工厂捣毁，从此失败无余，幸有百余工徒，散在社会上作些人力小工，总算于地方留了一点裨益。可见当时陕西各地都先后兴办了一些小企业，但由于资金、运输、技术等原因，这些企业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4)农村户口的变化
《例目》专列户口一项，要求“本境户口丁数务查明现在实数编人，如有兵荒疾疫及因农商各事情形变迁，致与生齿盛衰聚散有相关之故者，详悉载入，并查近年来本境旗户(男口若干，女口若干)、汉户(男口若干，女口若干)”。因此大部分乡土志都有关于当地户口的记载，尤其是清末战乱及各种自然灾害对各地户口的影响。如《洛川县乡土志》记载当地“县境土地阔绝，人民稀疏，零星散处，或十余家为一村，或三五十家为一堡，即名之日镇，亦不过百十家而已。查嘉庆八年洛川一万九千二百余户，九万一千四百余口，自咸同兵燹，光绪三年奇荒，元气大伤，继遭庚辛旱荒，乡人迁徙流离，现仅七千余户，男女四万六千二百余口。土旷人稀，荒地千顷，招垦客民，来去无定，古昔有屯边之举，泰西有殖民之策，可仿行也。”《大荔县乡土志》：“本境户口在道咸时间阎庶富，氏族蕃衍，共户三万二千有奇，大小口十八万有奇，当时称极盛焉。至同治壬戌回乱，六年丁卯发捻迭扰，死伤已十之二三，加以兵燹之余，户鲜盖藏，值光绪丁丑、戊寅，连岁奇荒，饥毙者又十之四五。从此户口凋散，元气大损，庚辰《续志》仅载户一万五千有奇，大小口七万有奇。近年渐次增加，三十一年清查，现计户一万八千三百一十，男口五万二百六十，女口四万四千五十八。”《富平县乡土志》：“本境户口之盛以国朝乾隆咸丰时称最，至同治回捻之乱，光绪旱荒之劫，户口凋弊，较昔短少，遂相倍蓰，生齿盛衰，所关讵浅解哉并详细列举了洪武、万历、乾隆元年、乾隆四十三年、咸丰五年、光绪二年、光绪十二年以至民国时期大荔县的土著及客籍人口数字，明、清两朝大荔县人口的增减一目了然。可见经历了清末战乱及各种自然灾害，各地户口均不同程度地有所减少。凡此，都是研究我国历史时期人口的重要资料。
3.动记录陕西各地风俗习尚
《例目》虽然没有记载各地风俗的要求，但是编成的乡土志中有一部分却能从实际出发，生动地记载了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人情往来及民风民俗等内容，这些资料无疑是了解近代陕西社会的一个窗口。此类记载涉及到了陕西各地民风、节日、婚嫁，人情往来及方言等内容。
乡土志的作者均为本地官员、乡绅，对本地的风俗习尚最为了解，因此关于本地风俗习尚的记载言简意赅，切合实际。如《神木县乡土志》记载神木士人“士风淳朴”但“尚文者不如尚武者之多”，至教育改革设立学堂后才稍有改观；商人吃苦耐劳，“交易率在清晨，故街市之间，甫黎明即往来憧憧，多半懋迁边外，露宿野处，虽风霜凛冽，不惮劳瘁”，美中不足的是“在他省贸易者盖寥寥焉”；农民“尚勤俭”，“有地者则自己耕作，无则租种人田或夥种人田”，“此外则受雇佣工，绝少游惰之人”；工人以皮工、画工、木工、泥工居多，“成物专求坚朴，不尚巧奇”。《安康县乡土志》记载安康县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战乱和人口迁徙，人口组成复杂，“人民本由五方而来”，“一般人有南方秀气，有北方笃实”。在行政区划上安康虽属陕西管辖，但“其社会习惯，实大异秦风”。《蓝田县乡土志》记载当地人“多喜株守乡闾，无远大志，因多贫乏”，“重男轻女，由来已久，贫家为尤甚”。
岁时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习俗一脉相承，同时也存在地域差异。陕西乡土志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如《宜川乡土志》记载当地岁时风俗日：“元日，家家食馄馄，拜祖庙后，无论亲疏，概诣门贺新。二月二日，于五更后围灰道避虫。清明戏靴鞋，拜坟，作馒头相馈，上缀各样虫鸟，名为子推，谓晋文焚山，禽鸟争救子推也。端阳插艾，作角黍，饮雄黄酒。中秋以西瓜、枣糕相馈。重阳日造菊酒，谓历久不坏。十月一日剪纸为衣，前夜焚之，谓之送寒衣。冬至拜官师，亲友交拜。腊月初八日作糯米或黍米粥，杂以猪肉、豆腐，谓之腊八饭。廿三日夜，以雄鸡、糖瓜祭灶神，除日亲党造门辞年，夜守岁。这些记载与我国传统节日习俗大同小异，另外还有一些记载富有地方特色，如《神木乡土志》记载当地人立春“观迎春，写贴宜春字，啖春饼”；正月五日前夕三更“扫地，用香纸倾秽于十字 街口，谓之送穷”；二月二日“用灰布地，绕舍作圈形，谓之围灰城，以避虫螫。乡间用纸压在铠子下，俟鸡声唱，于铠眼孔中击之，谓打龙眼纸，遇雹烧之，时或能止”；正月二十五日为天仓节，“多蒸糕饵食之，谓填仓，妇女忌动针线”；“冬至数日内，男妇墓祭，是日开家宴，谓之过冬。邑人最重此节”。《蓝田县乡土志》还记载当地人有正月十六日“男女出游，谓之走百病”的习俗。
嫁娶方面，有的乡土志涉及到婚姻礼仪及婚嫁习俗等内容，其中婚俗观念的改变尤其值得关注。如《神木乡土志》记载神木“男多慈良，女多贞静；男尚质朴，女尚繁华”，但婚嫁费用过高，“盈实之家无论已，即家道小康，每娶一妇，其妆奁犹需数百金。而亲朋燕会，酒必甘醴，肴必海错，奢靡殆为边上所仅见焉”。“近年邑绅等共相协议，凡冠婚丧祭，供献馈遗，胥从俭约。然仅空言，未能实行，盖积习使然也。”《保安县乡土志》言当地百姓丢掉了延安人“结婚不论财，耻攀势利，不争聘礼”的美俗，婚嫁时聘礼“有多至七八十金者，少亦非二三十金不能成礼”，虽然政府有“一切婚嫁仪文，多从简易”的规定，但形同虚设。此外乡土志中还有关于妇女改嫁及夫死招夫的记载。记载妇女改嫁者如《宜川乡土志》：“富家婚嫁，多在十二三岁，时血气未充，斫丧太早，夭折之多，未必不由于此。至丧妻再娶，率重寡妇而轻室女，以室女不谙操作，寡妇必善持家，一有寡妇，居为奇货，索价动逾百金，恬不为怪。”《白水乡土志》：“再醮之妇，聘金比闺女不啻十倍，择婚自主，父母不甚干涉。署立婚约及媒合之人，令只书名画押，乃保无语。母家亲属，使钱若干，谓之认娘家钱。若婆家亲属无人，以其缘由苦况呈暑立案，亦可无事。妇女出嫁，一二年内，收麦后，父母必迎而劳之，谓之歇夏。”记载夫死招夫者如《保安县乡土志》：“其或中道丧亡，上者守节，下则再醮，各从其志可也。而俗之最无礼者，莫甚于夫死招夫，或谓之招夫养子，或谓之招夫养老，男不妇而有室，女不夫而有家，灭礼弃伦，习不为怪，地方官虽屡为严禁，终属阳奉阴违。”妇女再嫁可以自主择婚，父母不甚干涉，而夫亡之后，妇女招婿上门则为时所不容。
乡土志中还有关于人情往来吃喝宴请及方言的记载，如《神木乡土志》：“酬酢之礼颇不废，或逢节序，或遇庆吊，设席相邀，概以八簋为率，或有加焉。近年用海味居多，未免奢矣。”《蓝田县乡土志》载“新春元日至初五，民间亲友互相拜贺，馈遗轻重，视其贫富而差等焉。自初六迄元宵，居民焦肴酾酒，迭为燕饮，名日春酌。重乡谊，明尊卑，而结团体胥于是乎在矣。”方言方面，个别乡土志记载了方言中的称谓用语、日常琐语及俗谚。如《白水县乡土志》记载方言中的称谓用语：“称父日达，称母日嘛，祖日爷，祖母日婆。……水滚日尖，说话日言喘。……土坯日胡基，人相得日对，谓事可亦日对，事不就绪日麻搭，言不清爽日然溪，冒昧直前日挣安，无知妄作曰擎孙。呼聪明为灵，称愚鲁日昧。”《蓝田县乡土志》记载方言中的日用琐语日：“称我们日咱(只牙合读)，谓他又日呷(呢呷合读)；这搭，此处也，兀搭，彼处也；……称物件日东西，呼器具为家伙；帽该者，发辫之别名也；圪蹴者，踞坐之通称也。……诋好游荡者日胡逛，又日胡浪……”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方言日渐消亡，乡土志的记载无疑保存了珍贵而生动的语言资料。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陕西乡土志不仅是我国乡土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陕西地方文献中的瑰宝，不仅数量上居于全国前列，其内容及体例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说是全国乡土志的一个缩影。从体例及内容上来说，陕西乡土志虽然遵循《部颁乡土志例目》的要求和程式，但因是各地官员组织士绅编纂，加之地域及文化水平的差异，使得其呈现出体例同中有异，内容繁简不一的特点。同时，又由于乡土志产生于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其体例及内容对旧志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适时增加了诸如商务、实业等新的门类，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从史料方面来说，乡土志最直接地反映了清末民初陕西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同时期的旧志一样，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其相关内容真实地反映了近代陕西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各地的风俗习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利用。
[参考文献]
[1]国家图书馆分馆.乡土志抄稿本选编[M]北京：线装书局，2002.
[2]巴兆祥.方志学新论[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4.
[3]巴兆祥.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J]安徽史学，2006(6).
[4]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J]中国地方志，2004(2).
[5]扶风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6]韩城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7]留坝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8]雒南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9]甘泉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0]兴平县乡土志[M]清光绪三十三年木活宇本.
[11]铜梁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12]阎佐尧.西乡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3]姜瑞庭.洛川县乡土志[M]清光绪三十三年抄本.
[14]岐山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5]咸阳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16]朝邑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7]榆林县乡土志[M]民国年间抄本.
[18]吴堡县乡土志[M]清光绪年间抄本.
[19]保安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0]葭州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21]神木县乡土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
[22]平利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23]中部县乡土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
[24]鄂县乡土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
[25]宁羌州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6]城固县乡土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
[27]蓝田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8]南郑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9]佛坪厅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30]安康县乡土志[M]民国二十八年石印本.
[31]大荔县乡土志[M]民国年间抄本.
[32]富平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33]宜川乡土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
[34]自水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乡土志是在清末教育改革背景下产生的一批特殊地方文献，“专指于肇自清光绪末期，延及宣统，并贯穿于民国时期的乡土志、乡土教科书、乡土调查录等”。由于乡土志以抄稿本居多，少有流传，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因此学术界对乡土志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陕西是当时编纂乡土志较多的省份之一，长期以来乏人关注，笔者拟就陕西乡土志的数量、体例内容及史料价值略作论述，以期有益于乡土志的研究。
一、陕西乡土志的数量
陕西乡土志是全国乡土志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对乡土志的认识和界定存在分歧，加之乡土志又以抄稿本居多，分散各处，各种方志目录著录亦不详备，统计上有一定难度，因此目前关于全国乡土志的数量，学术界的说法尚不统一。专门从事地方志研究的巴兆祥先生曾专门做过统计，据其《清末乡土志分省统计表》和《民国乡土志分省统计表》的统计，清末至民国时期全国共修了667种乡土志，其中陕西省52种(清末42种，民国lO种)，在全国各省所编乡土志中名列前茅。王兴亮先亦对全国乡土志做过统计，结果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全国共修乡土志675种，陕西是当时纂修乡土志较多的省份之一，共计54种(清末47种，民国7种)，仅次于山东省(72种)和四川省(65种)位居第三。此组数字与巴兆祥先生的统计略有出入。随着大量乡土志抄稿本的影印出版，研究亦进一步深入，数量统计也越来越详细，巴兆祥先生根据新掌握的资料，对自己的统计数字又做了修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近代所编乡土志约有681余种，部分为公开出版本，大多属稿本、抄本、流传不广。除国内收藏外，还大量东渡日本。”所以“其实际成书数，应远不止此”。
就陕西乡土志的数量而言，笔者除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外，还对全国及陕西省方志书目所著录的乡土志进行了统计，其中《陕西地方志书目》是著录较全的陕西方志书目，共著录陕西乡土志55种，其中以“乡土志”命名的陕西乡土志52种，另外3种如《陕西乡土地理教科书》《长安乡土历史地理》及《砖坪地理志》，虽不以乡土志命名，但内容及体例亦当属于乡土志的范围。遗憾的是《陕西地方志书目》仅见初稿油印本，未见再修订出版，其中著录的乡土志作者、版本及成书年代多有疏误，有必要根据方志目录、馆藏方志及已影印出版的方志丛书，对近代陕西乡土志的作者、版本及编纂年代进行重新核查统计。
二、陕西乡土志的体例和内容
乡土志是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产物，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有别于其他地方志书。与其他类型志书相比，乡土志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体例设置整齐划一，大多依照清朝《部颁乡土志例目》(以下正文及注释均简称《例目》)的程式，分为三类十五门：一、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二、人类、户口、氏族、宗族、实业；三、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二是内容精当，篇幅简短，少则数千字，多则数万言，由浅入深，寓教于乐，且语言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如果具体到陕西乡土志，则不难发现除具备以上特征外，还呈现出体例同中有异、内容繁简不一两个特点。
1.体例同中有异
巴兆祥先生在《方志学新论》一书中将乡土志的体例分为《例目》派、方志派和教科书派西乡土志的体例也不例外，但每一派的体例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同中有异，各具特色。
首先，陕西乡土志是我国乡土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体例大多遵循《例目》的要求和程式，分为三类十五门。如《吴堡县乡土志》《甘泉县乡土志》《中部县乡土志》均不足万字，内容极其简略，但门类一如《例目》，甚至编纂次序都一成不变。其他如《洛川县乡土志》《咸阳县乡土志》等，或是门目排列次序稍有不同，或是门目类别稍有增损，总之出入不大。出入较大的如《郡县乡土志》，分上、中、下3卷，上卷为本境、历史、政绩录、兵事录；中卷为耆旧录、孝友、义行、名宦祠、乡贤祠、节烈祠、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下卷为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共计3类21门；《华州乡土志》则仅有政绩、兵事、耆旧、户口、人类、宗教、实业、地理、物产、商务十类，不仅无历史、氏族等门，且将山、水并入地理，而耆旧类又占了全书1/2多的篇幅。有的乡土志在遵循《例目》的同时又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如谭绍裘在编纂《扶风县乡土志》时，认为《例目》的条目有遗漏，如：“赋役”一项，乃“国家平治之大经，民生尊亲之首务”，当是乡土志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而有些门目在编纂时则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合并。因此谭绍裘所纂《扶风县乡土志》类目分为疆域、沿革、山水、乡里、道路、桥梁、户口、氏族、人类、宗教、实业、物产、商务、赋役、学堂、祠庙、政绩、兵事、古迹、陵墓、耆旧、烈女、学问、坊表，共计24门。
其次.教科书派乡土志既遵循了《例目》的程式要求，也能从实际出发，考虑到所编乡土志的用途，按照教材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编写。但是此类乡土志也无统一范式，同样各具特色。《韩城县乡土志》是编得较好的一部，作者指出：“是册谨遵奉到《乡土志例目》，合以《奏定章程》初等小学堂第一二年之学科程度编辑。”“是册为初等小学堂前二年之课程，每星期一点钟，每年四十星期，当授四十课，故每门均定以八十课。”此志还有一个特点，即除历史有文无图外，地理、格致二门均“图说并载”，“有图则其说可证，且以助童蒙之娱悦，鼓舞其才识也”。《留坝乡土志》也是遵照《例目》的条例，“依类编辑，其中分划章节为讲授者便于检查起见，亦近今教科书之通例也”，“节段稍长者，则数为起止而仍归一节，俾儿童易于览记，阅者谅之”。
既然乡土志是作为教科书编纂的，其语言和内容当符合小学生的特点。为便于小学生诵读，有的乡土志在编纂时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叙事，又由于四言韵语叙事的局限性，有的乡土志在韵语之外又附有注释，《雒南县乡土志》即采用此种形式，“兹谨遵乡土志例，编为四言韵语，为便于童蒙诵习。其事略，亦即详于分注，措词亦惟期浅显，俾童蒙易解云尔”。四言韵语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适宜于小学生诵读。如志中言洛南县商务：“货若秦党，固系大宗，奈人分利，路以贿通。余如杂药，南方罕有， 时见贩夫，运至河口。核桃木耳，偶或成庄，往来买卖，价判低昂。小利勿图，小忿须忍。易俗移风，在贤令尹。”言宗教则日：“士重实行，民由古道，伦纪纲常，别无外教。”注文进一步解释说：“雒境地属偏僻，且少世族，所有藏书之家，经史以外杂书概所罕见，故一切外教，土民罔有闻知。”其他采用四言韵语形式的乡土志还有《陇州乡土志》《洛川县乡土志》等，但纵观陕西乡土志，大多数徒有教材之名，在内容上与地方志并无两样，只有少数乡土志顾及到了教材的使用对象。
再次，方志派乡土志虽名日乡土志，但从体例上来看实则是地方志。此类乡土志有的在门目上将方志与《例目》结合起来，如《扶风县乡土志》4卷，卷1为疆域、沿革、山水、乡里、道路、桥梁；卷2为户口、氏族、人类、宗教、实业、物产、商务；卷3为赋役、学堂、祠庙、政绩、兵事、古迹、陵墓；卷4则为耆旧、列女、学问、坊表。《蓝田县乡土志》上下两册，上册含疆域、经纬、山、水、分区、署宇、镇市、关梁、道路、水利、名胜、古迹、祠庙、寺观、坊表、陵墓、制置、田赋、学堂、人口、氏族、宗教、风俗、物产、实业、商务26门；下册含沿革、纪事、兵事、政绩、耆旧、金石、艺文7门，共33门约10余万字，并绘有疆域全图、分区、署宇、祠庙、学堂诸图。有的乡土志则完全是方志的体例，如《宜川乡土志》不仅简略，其分为星野(附气候)、沿革、疆域、城池、山川、里甲、古迹、胜景、风俗等类目也一如方志。
2.内容繁简不一
总的来说，清末至民国时期所修陕西乡土志“内容精当，篇幅短小”，但也有个别乡土志在篇幅上悬殊较大，繁简不一，繁者如《蓝田县乡土志》，约10万余字，而简者如《洛川县乡土志》，仅3000余字。
综观陕西乡土志，大部分内容简略，属于应付差事之类，其体例虽然按《例目》的程式编写，但无非是抄撮地志，草率为之，内容之简略也就可想而知了。如《吴堡县乡土志》分15门，不足4000字；《邻州乡土志》正文虽有17门之多，但仅有5000余字；《葭州乡土志》目录虽如《例目》所列一应俱全，但内容非常简略。《甘泉县乡土志》的目录与《葭州乡土志》无异，内容则更加简略，其氏族类仅有“本境无大姓氏族”一语，物产类则日：“本境天然产物无多，并无制造之产。”诸如此类的乡土志还有《洛川县乡土志》《佛坪县乡土志》等，既无序跋，亦无目录，简略之极。
陕西乡土志中，尚有少数内容丰富的乡土志，这些乡土志虽然也是奉命纂修，但由于纂修者的重视，其内容则要丰富得多。诸如《蓝田县乡土志》《岐山县乡土志》《扶风县乡土志》《韩城县乡土志》《雒南县乡土志》《兴平县乡土志》《神木县乡土志》等内容均较为丰富。《兴平县乡土志》6卷，历时两年始修成，志中内容也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加，如《例目》于实业类只要求查明士、农、工、商各若干即可，纂修者考虑到实业之中以农业为重中之重，而“农之中详晰其目则有六，稼穑而外日蚕桑、日种树、日畜牧、日瓜果、日菜蔬，皆足补农之不及，以济生人之用”。基于此，作者将本乡人杨岫所作蚕桑树畜之法摘要抄录于后。作者又认为“一境之内，人物为最”，因此耆旧类的内容几乎占到全书的1/2。《神木县乡土志》4卷，虽然是以方志的体例编纂的，但内容丰富，对神木县的各项事务记载颇详，如卷2学校分别记载了神木县学宫(附学额、学田)、书院(附义学)和学堂三项内容，是非常具体详细的教育史资料。卷4风俗类涉及学界、商界、农界、工界的习尚以及岁时风俗、婚丧之礼、祭礼、宴请等内容，颇多可采。
三、陕西乡土志的史料价值
清末至民国时期编纂的一批乡土志，不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有章可循，“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于格致则讲乡土之植物、动物、矿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可以说乡土志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直接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由于是时代的产物，这批乡土志编纂时间较为集中，大多数编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民国十年(1921)以前。陕西乡土志的编纂时间则更为集中，绝大多数成书于清末数十年间。而这数十年正是中国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也是陕西历史上旧志编纂的空白时期，因此乡土志的出现正好弥补了此段时间史料记载的不足，特别乡土志中有关宗教、学堂、巡警、邮政、铁路、风俗习尚等内容的记载，是了解近代陕西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而实业、商务、集镇、矿业等内容，则是研究近代陕西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料。
1.直接反映陕西社会的变迁
清末民初，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陕西虽然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但是这种变化在陕西各地也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清末民初陕西乡土志涉及到关中、陕北及陕南各县，是了解近代陕西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其中关于思想观念、外来宗教以及新生事物诸如巡警、邮政、铁路交通等内容的记载，直接反映了近代陕西社会的变迁，是清末民初陕西社会的真实反映。
首先，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从沿海口岸城市开始，迅速向内地渗透。表现在思想领域即是危机意识、自强意识与改革意识的觉醒，这些在陕西乡土志中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富国强兵是清末民初各阶层的呼声，《西乡县乡土志》的作者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也谈了对富强之道的认识：“富强之道，农以殖之，工以作之，商以运之，尽人而知之矣。西乡地肥沃，宜五谷，材木充韧，但多弃置而不顾者，一由制造之未精，二由转运之不便也。且地非孔道，商于此者，亦小小赀本，从未有以数万金合力以图大事者。近十余年来，鸦片为一大宗出产，农商藉此可获赢余。今奉诏禁烟，农皆改种粱食，外亦裹足不前。以此之故，市面日形困敝，欲补苴于目前，惟改良纸厂，讲求种植，或可挽救于万一。不然利源外溢，终有竭时，一切新政，无从举办，欲求进于文明之域，难矣哉!《洛川县乡土志》则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富强之道： “因地制宜，森林畜牧，自保利权，洛民之福。”作者又进一步解释说：“农惰工拙，遑论商务，然天地自然之利固在也。童山荒地，视之不甚爱惜，若遍种树木，则森林之利十年可期。至荒地水草之肥，尤宜畜牧，滋生日蕃，不特贩运，获利倍蓰。即皮革毛茸骨殖，何一非有用之材?因地制宜，莫善于此两事，莫急于此两事。如其懈惰自安，不思良策，他日必有假公司之名，收垄断之利者，吾民悔之晚矣。”凡此，都体现了当时陕西各地民众自强意识的觉醒，以及改变家乡面貌，走上富强之路的强烈愿望。
其次，在中外交流史，外来宗教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宗教作为乡土志的一项重要内容，《例目》要求“本境所有外教务查明编入”，因此大部分乡土志都记载了各地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情况，其中外来宗教直接反映了中外交流及其对陕西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乡土志详细地记载陕西各地的 信教人数、教堂分布等情况。如《甘泉县乡土志》：“离县四十里之道左埠居住天主教数人。”《岐山县乡土志》：“回教人无；喇嘛、黄教、红教人无；天主教约二千五百余人；耶稣教约三十余人。”《宗教’《洛川县乡土志》：“天主、耶稣教堂布满中国而洛邑独无，亦地方之幸也。”《咸阳县乡土志》记载：“咸阳士大夫崇尚儒学，民间信奉释道，乱后寺院多毁，僧徒道侣人数寥寥。……欧人教堂伍所：城内西街福音堂壹所；陈良里救世堂壹所(去城贰拾捌里)；刘家沟救世堂壹所(去城叁拾里)；穆家沟天主堂一所(去城叁拾里，上三处均在东乡)；总耶稣、天主贰教徒约百余人。《朝邑县乡土志》：“士民悉遵孔教，信耶稣教者尽住河东郝家庄、王家庄等处，教民共二十余口。”《榆林县乡土志》：“本境无回教，并无天主、耶稣等教，喇嘛教蒙古人间有入者，而汉民不与焉。惟黄教、红教相传已久，入斯教者计有百余人，其人不过供神劝善，斋戒念经而已，并无妖言邪术惑乱人心。”《吴堡县乡土志》甚至记载了入教者的姓名：“本境僻处偏偶，儒教相传，入天主教者今有武润成，李泰常、薛占有、薛仲清数人，至回教、喇嘛、黄教、红教、耶稣教，全无入者。”这些记载对研究清末民初外来宗教在陕西的分布和传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次，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社会转型期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以始设于光绪二十八年的巡警为例，时袁世凯在保定设立警务局，开办巡警学堂，之后巡警制度逐渐推广到各府县，陕西各地也陆续设立了警察局或巡警局，乡土志记载了其办公地址、机构人数、经费来源、工作安排等情况。如兴平县警察局暂设在县城内城隍庙西厢，有警察兵20人，加上桑家镇4人，马嵬、店张两镇各2人，共28名，“皆官督而绅董焉”。《保安县乡土志》记载保安县的巡警设立于光绪三十二年，办公地址设在城外南街财神庙，“以绅士二人为巡弁，巡长一名，巡丁四名。四乡巡长四名，以旧日团练之绅士暂充之；巡丁四十名，以旧日之牌长暂充之”。《葭州乡土志》记载“普照寺设巡警局一所，巡兵六名。”《留坝乡土志》记载留坝厅“警察兵之原起”日：“光绪三十一年冬，改旧设东关巡查公所为警察局，募选精健壮丁一十二名，分上下两班，划城关为六段，无间昼夜寒暑，依警章按段持械站立。其薪饷每兵月给制钱三千文，由公所向抽驴头脚税项下开支，新式衣械则同知王懋照捐置也。”’巡警之外，乡土志还涉及到了邮政、铁路等新生事物。陕北的神木县“东趋畿辅，南达西安，西通甘肃、新疆”，无疑是北方边塞上的交通要道。《神木乡土志》记载神木县“电线未设，邮政已通，顾神木为分局，专人往来递送，较之驿马传递，更为迅速。”清末民初，铁路在中国刚刚起步，地处秦岭深处的平利县“东则房竹，南则川蜀，西则关陇，北则襄樊”，未尝不是四通八达之地，然而平利县“实业不兴，物产不丰，商务不盛”，主要原因就是交通阻滞。《平利县乡土志》的作者已经认识到了铁路运输的重要性：“铁路之利益山中为尤，盖举数千年无用者而用之，数千年不通者而通之也”。凡此都说明地处内陆的陕西省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也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
2.真实记载陕西经济发展状况
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乡土志中均有所反映，陕西也不例外，其中的商务、实业等内容集中记载了当时陕西各地商品经济及手工业发展的情况。
(1)农村经济状况
根据清末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例目》特设“商务”、“实业”、“物产”等门目，专记各地工商业发展情况，此是了解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窗口。陕西乡土志对以上各项的记载参差不齐，有的仅作简要综述，如《洛川县乡土志》用“因地制宜、森林畜牧，自保利权，洛民之福”概括商务，用“士惯兼农，人慵服贾，易俗移风，振兴鼓舞”概括实业，即使注释也仅寥寥数语，不足以说明问题。与此相反，有的乡土志记载则要详细得多，不仅有综述，还有各宗商品输出或输入的路线、销量等内容。
总的来说，历史时期陕西主要以农业为主，商品经济相对落后，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如《甘泉县乡土志》言甘泉“邑俗类皆以务农牧畜为本，读书者稀少，亦不知事工艺商贾之业。”《中部县乡土志》言“本境土广民稀，人皆务农而不知务商，即本境所产麦、豆、草、药，销行外境，其数不多。即他境所来货物，仅布匹、纸张、烟、糖、茶叶等项，……每年其销行者亦不多。”《郡县乡土志》言“鄂地褊小，兼非冲要之区，外而五镇，内而县城，皆鲜巨商荟萃，道咸间城内街市尚称繁盛，兵燹之余，市井萧索，至今元气未复，惟秦镇各商尚有起色，每年销数向无定额。”即使商品经济稍发达的地区，行销商品也以土特产为主，尤其是鸦片成为一些地方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因为本地商品经济欠发达，就难免外来商品的冲击。如《宁羌州乡土志》记载本地由于“僻处山陬，交通滞碍，又不知整顿土产以扩利源”，因此商品经济极其落后，内销的土特产除“鸦片一项岁约三万两，余皆零星细碎，不足计数”，外销更微不足道。“本境织纺之风几于绝迹”，致使外来商品“充斥境内”，“尤以四川之盐、湖北之布为大宗”，“又有棉、烟、糖、油、纸料各品，亦皆自他境运入，由外商主持”，严重损害了本境人的利益。又如《扶风县乡土志》言“扶风虽秦蜀之冲，而非四达之要，故商务不集”，加之“扶土瘠狭，无多产以易他地之财，得罂粟之种而商务稍兴”，每到收获季节，商人驱车携款前来“置庄收买”，当地政府每年仅此一项税收就多达二万缗，“即附近旁县亦或趁此以销其货”。个别乡土志还对该地区各宗商品营销情况做简要统计，如《城固县乡土志》：“县境商务以姜黄、木耳为大宗。姜黄每年产一百余万斤，陆运销行甘肃秦州十之一，又水运销行湖北老河口镇十之九，由老河口镇分水陆运销行于山西、河南、山东、直隶，以为制造火烟之用。……罂粟土药每年产一万余斤，陆运销行南郑各乡，又或自他境购人本境，陆运分销于本省，水运分销于湖北。”此外还记载了许多中草药的产量及销量。
从乡土志的记载来看，陕西各地的经济相对落后，难能可贵的是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对发展商品经济有了清醒的认识。如《洛川县乡土志》记载洛川县“人稀土旷”，主要以农业为主，“工艺拙少，经商者多系客籍，土著者不过二十之一。旧志谓男惰经营而拙于服贾，女惰蚕织而慵于绩纺，良不诬也。今则商战工战竞争日剧，亟宜广设学堂，讲求实用，振兴鼓舞，逐渐改良，不然以章句之儒，耕荒硗之地，毫无实业，日即贫弱，可不惧哉!”《郡县乡土志》的作者言“藕粉为鄂地制造之极品，且系行远一大宗”，但是奸商为了谋利，常常“搀以杂粉，以致货失其真，名誉频减，亦恨事耳”。
(2)集镇及市场的形成与分布
集镇及农贸市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衰败。部分乡土志的内容涉及到农村集镇的分布与市场交易情 况，如《岐山县乡土志》记载清末岐山县的集镇及集市情况日：“县城及东西郭牛马畜市逢双日买卖。粟市春夏在正街，秋冬在南街，日以为常。益店镇在县东三十里，双日集市。……蔡家镇在县南三十里，双日集市。高店镇在县南四十里渭水南滨，单日集市。罗局镇在县东南四十里，单日集市。青化镇在县东北五十里，单日集市。龙尾镇在县东二十里，无集市。枣林镇在县东南三十里，无集市。宋时有岐阳镇，在县东北五十里，岐阳旧县地，今废矣。《蓝田县乡土志》记载了蓝田县县城以外民间交易最盛的八大集镇：普化镇、堠子镇、蓝桥镇、焦岱镇、盂村镇、?湖镇、新街镇、金山镇、屏峰镇，并对每一集镇的位置、集市及交易情况略作交待，如金山镇“在县北四十里，居横岭之上，为四西所，走集贸易颇旺，畜市亦盛，定日有集”。《南郑县乡土志》记载南郑县商贾云集之处“以郡城东关十八里铺新集为最”，其他集镇的贸易情形，则是“秋冬较春夏畅旺”。《葭州乡土志》：“首镇在城内，四、九日集；通秦寨在城西北五十余里，一、六日集；乌龙铺在城西五十余里，一、五日集；店头在城正西五十余里，逢六日集；黑水坑在城西南八十里，逢一集；螅蜊峪在城南一百里，四、九日集。”
(3)县乡企业的兴办
洋务运动后，中国近代企业开始兴起，洋务派主张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陕西地处内陆，近代企业兴起较晚，但利用本土资源兴建小型企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乡土志也涉及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如《佛坪厅乡土志》记载道光初年“四方商贾来山中采买大木，就地立厂，号日木厢。境内共有数十厂，每厂辄用数百人，由水路运出黑水峪口，用人尤多，地方赖以富庶。自山外销路不畅，木商歇业而去，本境别无大宗货物可通有无，以致地方日益凋敝。现在由本境行销山外者，只有药村及杉、松版，山路崎岖，颇费人工。其由他境行销本境者，潞、监、棉花自盏廑运入，大布茶叶自石泉运入，因烟户稀少，销数亦甚微。”《西乡县乡土志》：“纸厂多设巴山深处，以竹为料，甚惜，工劣不能与洋纸抗衡耳。陆运陕省及山西等处，水运兴安、老河口等处。近各省洋纸盛行，利为所夺，厂多倒闭，利不及前十分之一，统计每年仅银七八万两。”《安康县乡土志》记载安康“工业落伍，是无可讳言，民国初年，鄙人始创了一个工厂，名日鼎新。出品以棉织物为大宗，其中花样不少，如毛巾、彩色被面、芝麻呢、条子布之类，颇受社会的欢迎。因基金薄弱未及扩充，地方复遭政变，工厂捣毁，从此失败无余，幸有百余工徒，散在社会上作些人力小工，总算于地方留了一点裨益。可见当时陕西各地都先后兴办了一些小企业，但由于资金、运输、技术等原因，这些企业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4)农村户口的变化
《例目》专列户口一项，要求“本境户口丁数务查明现在实数编人，如有兵荒疾疫及因农商各事情形变迁，致与生齿盛衰聚散有相关之故者，详悉载入，并查近年来本境旗户(男口若干，女口若干)、汉户(男口若干，女口若干)”。因此大部分乡土志都有关于当地户口的记载，尤其是清末战乱及各种自然灾害对各地户口的影响。如《洛川县乡土志》记载当地“县境土地阔绝，人民稀疏，零星散处，或十余家为一村，或三五十家为一堡，即名之日镇，亦不过百十家而已。查嘉庆八年洛川一万九千二百余户，九万一千四百余口，自咸同兵燹，光绪三年奇荒，元气大伤，继遭庚辛旱荒，乡人迁徙流离，现仅七千余户，男女四万六千二百余口。土旷人稀，荒地千顷，招垦客民，来去无定，古昔有屯边之举，泰西有殖民之策，可仿行也。”《大荔县乡土志》：“本境户口在道咸时间阎庶富，氏族蕃衍，共户三万二千有奇，大小口十八万有奇，当时称极盛焉。至同治壬戌回乱，六年丁卯发捻迭扰，死伤已十之二三，加以兵燹之余，户鲜盖藏，值光绪丁丑、戊寅，连岁奇荒，饥毙者又十之四五。从此户口凋散，元气大损，庚辰《续志》仅载户一万五千有奇，大小口七万有奇。近年渐次增加，三十一年清查，现计户一万八千三百一十，男口五万二百六十，女口四万四千五十八。”《富平县乡土志》：“本境户口之盛以国朝乾隆咸丰时称最，至同治回捻之乱，光绪旱荒之劫，户口凋弊，较昔短少，遂相倍蓰，生齿盛衰，所关讵浅解哉并详细列举了洪武、万历、乾隆元年、乾隆四十三年、咸丰五年、光绪二年、光绪十二年以至民国时期大荔县的土著及客籍人口数字，明、清两朝大荔县人口的增减一目了然。可见经历了清末战乱及各种自然灾害，各地户口均不同程度地有所减少。凡此，都是研究我国历史时期人口的重要资料。
3.动记录陕西各地风俗习尚
《例目》虽然没有记载各地风俗的要求，但是编成的乡土志中有一部分却能从实际出发，生动地记载了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人情往来及民风民俗等内容，这些资料无疑是了解近代陕西社会的一个窗口。此类记载涉及到了陕西各地民风、节日、婚嫁，人情往来及方言等内容。
乡土志的作者均为本地官员、乡绅，对本地的风俗习尚最为了解，因此关于本地风俗习尚的记载言简意赅，切合实际。如《神木县乡土志》记载神木士人“士风淳朴”但“尚文者不如尚武者之多”，至教育改革设立学堂后才稍有改观；商人吃苦耐劳，“交易率在清晨，故街市之间，甫黎明即往来憧憧，多半懋迁边外，露宿野处，虽风霜凛冽，不惮劳瘁”，美中不足的是“在他省贸易者盖寥寥焉”；农民“尚勤俭”，“有地者则自己耕作，无则租种人田或夥种人田”，“此外则受雇佣工，绝少游惰之人”；工人以皮工、画工、木工、泥工居多，“成物专求坚朴，不尚巧奇”。《安康县乡土志》记载安康县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战乱和人口迁徙，人口组成复杂，“人民本由五方而来”，“一般人有南方秀气，有北方笃实”。在行政区划上安康虽属陕西管辖，但“其社会习惯，实大异秦风”。《蓝田县乡土志》记载当地人“多喜株守乡闾，无远大志，因多贫乏”，“重男轻女，由来已久，贫家为尤甚”。
岁时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习俗一脉相承，同时也存在地域差异。陕西乡土志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如《宜川乡土志》记载当地岁时风俗日：“元日，家家食馄馄，拜祖庙后，无论亲疏，概诣门贺新。二月二日，于五更后围灰道避虫。清明戏靴鞋，拜坟，作馒头相馈，上缀各样虫鸟，名为子推，谓晋文焚山，禽鸟争救子推也。端阳插艾，作角黍，饮雄黄酒。中秋以西瓜、枣糕相馈。重阳日造菊酒，谓历久不坏。十月一日剪纸为衣，前夜焚之，谓之送寒衣。冬至拜官师，亲友交拜。腊月初八日作糯米或黍米粥，杂以猪肉、豆腐，谓之腊八饭。廿三日夜，以雄鸡、糖瓜祭灶神，除日亲党造门辞年，夜守岁。这些记载与我国传统节日习俗大同小异，另外还有一些记载富有地方特色，如《神木乡土志》记载当地人立春“观迎春，写贴宜春字，啖春饼”；正月五日前夕三更“扫地，用香纸倾秽于十字 街口，谓之送穷”；二月二日“用灰布地，绕舍作圈形，谓之围灰城，以避虫螫。乡间用纸压在铠子下，俟鸡声唱，于铠眼孔中击之，谓打龙眼纸，遇雹烧之，时或能止”；正月二十五日为天仓节，“多蒸糕饵食之，谓填仓，妇女忌动针线”；“冬至数日内，男妇墓祭，是日开家宴，谓之过冬。邑人最重此节”。《蓝田县乡土志》还记载当地人有正月十六日“男女出游，谓之走百病”的习俗。
嫁娶方面，有的乡土志涉及到婚姻礼仪及婚嫁习俗等内容，其中婚俗观念的改变尤其值得关注。如《神木乡土志》记载神木“男多慈良，女多贞静；男尚质朴，女尚繁华”，但婚嫁费用过高，“盈实之家无论已，即家道小康，每娶一妇，其妆奁犹需数百金。而亲朋燕会，酒必甘醴，肴必海错，奢靡殆为边上所仅见焉”。“近年邑绅等共相协议，凡冠婚丧祭，供献馈遗，胥从俭约。然仅空言，未能实行，盖积习使然也。”《保安县乡土志》言当地百姓丢掉了延安人“结婚不论财，耻攀势利，不争聘礼”的美俗，婚嫁时聘礼“有多至七八十金者，少亦非二三十金不能成礼”，虽然政府有“一切婚嫁仪文，多从简易”的规定，但形同虚设。此外乡土志中还有关于妇女改嫁及夫死招夫的记载。记载妇女改嫁者如《宜川乡土志》：“富家婚嫁，多在十二三岁，时血气未充，斫丧太早，夭折之多，未必不由于此。至丧妻再娶，率重寡妇而轻室女，以室女不谙操作，寡妇必善持家，一有寡妇，居为奇货，索价动逾百金，恬不为怪。”《白水乡土志》：“再醮之妇，聘金比闺女不啻十倍，择婚自主，父母不甚干涉。署立婚约及媒合之人，令只书名画押，乃保无语。母家亲属，使钱若干，谓之认娘家钱。若婆家亲属无人，以其缘由苦况呈暑立案，亦可无事。妇女出嫁，一二年内，收麦后，父母必迎而劳之，谓之歇夏。”记载夫死招夫者如《保安县乡土志》：“其或中道丧亡，上者守节，下则再醮，各从其志可也。而俗之最无礼者，莫甚于夫死招夫，或谓之招夫养子，或谓之招夫养老，男不妇而有室，女不夫而有家，灭礼弃伦，习不为怪，地方官虽屡为严禁，终属阳奉阴违。”妇女再嫁可以自主择婚，父母不甚干涉，而夫亡之后，妇女招婿上门则为时所不容。
乡土志中还有关于人情往来吃喝宴请及方言的记载，如《神木乡土志》：“酬酢之礼颇不废，或逢节序，或遇庆吊，设席相邀，概以八簋为率，或有加焉。近年用海味居多，未免奢矣。”《蓝田县乡土志》载“新春元日至初五，民间亲友互相拜贺，馈遗轻重，视其贫富而差等焉。自初六迄元宵，居民焦肴酾酒，迭为燕饮，名日春酌。重乡谊，明尊卑，而结团体胥于是乎在矣。”方言方面，个别乡土志记载了方言中的称谓用语、日常琐语及俗谚。如《白水县乡土志》记载方言中的称谓用语：“称父日达，称母日嘛，祖日爷，祖母日婆。……水滚日尖，说话日言喘。……土坯日胡基，人相得日对，谓事可亦日对，事不就绪日麻搭，言不清爽日然溪，冒昧直前日挣安，无知妄作曰擎孙。呼聪明为灵，称愚鲁日昧。”《蓝田县乡土志》记载方言中的日用琐语日：“称我们日咱(只牙合读)，谓他又日呷(呢呷合读)；这搭，此处也，兀搭，彼处也；……称物件日东西，呼器具为家伙；帽该者，发辫之别名也；圪蹴者，踞坐之通称也。……诋好游荡者日胡逛，又日胡浪……”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方言日渐消亡，乡土志的记载无疑保存了珍贵而生动的语言资料。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陕西乡土志不仅是我国乡土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陕西地方文献中的瑰宝，不仅数量上居于全国前列，其内容及体例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说是全国乡土志的一个缩影。从体例及内容上来说，陕西乡土志虽然遵循《部颁乡土志例目》的要求和程式，但因是各地官员组织士绅编纂，加之地域及文化水平的差异，使得其呈现出体例同中有异，内容繁简不一的特点。同时，又由于乡土志产生于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其体例及内容对旧志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适时增加了诸如商务、实业等新的门类，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从史料方面来说，乡土志最直接地反映了清末民初陕西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同时期的旧志一样，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其相关内容真实地反映了近代陕西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各地的风俗习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利用。
[参考文献]
[1]国家图书馆分馆.乡土志抄稿本选编[M]北京：线装书局，2002.
[2]巴兆祥.方志学新论[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4.
[3]巴兆祥.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J]安徽史学，2006(6).
[4]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J]中国地方志，2004(2).
[5]扶风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6]韩城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7]留坝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8]雒南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9]甘泉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0]兴平县乡土志[M]清光绪三十三年木活宇本.
[11]铜梁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12]阎佐尧.西乡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3]姜瑞庭.洛川县乡土志[M]清光绪三十三年抄本.
[14]岐山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5]咸阳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16]朝邑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7]榆林县乡土志[M]民国年间抄本.
[18]吴堡县乡土志[M]清光绪年间抄本.
[19]保安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0]葭州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21]神木县乡土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
[22]平利县乡土志[M]乡土志抄稿本选编本.北京：线装书局，2002.
[23]中部县乡土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
[24]鄂县乡土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
[25]宁羌州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6]城固县乡土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
[27]蓝田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8]南郑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9]佛坪厅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30]安康县乡土志[M]民国二十八年石印本.
[31]大荔县乡土志[M]民国年间抄本.
[32]富平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33]宜川乡土志[M]中国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九年.
[34]自水县乡土志[M]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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