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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地方志论丛:郑州市旧方志管窥

发布时间:2019-02-12 点击数:4851
郑 州 市 旧 方 志 管 窥

一、郑州市沿革及修志概况

郑州是个古老的城市,早在商代已成为重要都邑,留传至今的古商城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因周武王曾封其弟管叔鲜于此,春秋时又为郑国之地,故后世或称为管,或称为郑,时有变化。唐初曾将设于武牢的郑州治迁于管城,这是管城称郑州之始。唐代和金代是郑州疆域最大的时代,下辖县治多至七、八个,明初曾置管州,属于开封府,下辖河阴,汜水、荥阳、荥泽四县,后又改称郑州,直至清末,郑州之称没再改变,一直属开封府,雍正时一度升为直隶州,旋复降为州,至光绪二十九年又升为直隶州,仍领四县。以后由于京汉、陇海两铁路的陆续修筑,郑州地处交通枢纽,商业蓬勃兴起,近代工业也开始萌芽,其地位日渐重要。民国初年废州置县,称为郑县,新中国成立后设立郑州由省直辖,一九五四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更进一步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辖荥阳县一,至于原河阴、汜水、荥泽等县,已于民国间或解放初期废去,其疆域并入郑州市郊区或荥阳县境内,因此,现在的郑州市地域,基本上相等于明、清时期的一州四县。这样,我们在追述郑州历史上的旧地方志时,不能不把这些旧县的县志包括在内。从明代中叶起,迄至民国,近四百年的时间,现存的郑州旧地方志便可达到二十种之多。

(一)郑州市五种:

《郑州志》六卷,明徐恕修,王继洛纂,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郑州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何锡爵修,黄志清纂,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郑州志》十二卷首一卷,清张钺、何源洙修,毛汝铣纂,乾隆十三年刻本。

《郑县志》十八卷首一卷,周秉彝、王扬瀚修,刘瑞麟纂,民国五年刻本。本志又有民国十四年铅印本和民国二十三年石印本。

《河南通志郑县采访稿》不分卷  王世贞等编  一九四二年手稿本。

(二)荥阳县志四种:

《荥阳县志》二卷,纂修人不详,约修于嘉靖年间,有明抄本传世。

《荥阳县志》八卷,清顾天挺纂修,康熙十七年刻本。

《荥阳县志》十二卷,清李煦修,李清纂,乾隆十一年刻本。本志又有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续荥阳县志》十二卷,张向晨修,张炘、卢以洽纂,民国十一年石印本。本志又有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三)荥泽县志三种

《荥泽县志》八卷,清李粹然修,李沈士秀纂,顺治十六年刻本。

《荥泽县志》八卷,清王畹修,贺士元纂,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荥泽县志》十四卷,清崔淇修,王博、李维峤纂,乾隆十三年刻本。

(四)汜水县志五种:

《汜水县志》六卷,明肖佩纂修,明抄嘉靖三十三年本。

《汜乘》 卷,明杜汝亮修,王人文纂,万历四十三年刻本,现仅存第三卷官师志一册。

《汜志》八卷,清吴与■修,贾攀麟纂,顺治十六年刻本。

《汜水县志》二十二卷,清许勉燉修,禹殿鳌纂,乾隆九年刻本。

《汜水县志》十二卷,田金祺修,赵东阶、张登云纂,民国十八年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

(五)河阴县志三种:

《河阴县志》四卷,清申奇彩修,毛泰征纂,康熙三十年刻本。

《河阴志》,清苏鹏翥纂,未刊行,有光绪间稿十六卷抄本传世。

《河阴县志》十七卷附金石考二卷文征三卷,高廷璋、胡荃修,蒋藩纂,民国七年刻本。本志又存有手稿本,藏于荥阳县委档案室,又有民国十三年石印本,一九六二年郑州市新华书店石印本。

此外,尚有广武、成皋两县,系民国间至解放初期由河阴、荥泽、汜水三县裁并而成,解放后不久即废县,归属于荥阳,存在均短暂,未修过志书。

二、郑州的旧志

现存的郑州旧志,嘉靖及康熙两种志书,均已成为仅存一、二部的罕见本,比较常见的为乾隆《郑州志》及民国《郑县志》。这些志书共同特点就是因袭旧志的多,增添新内容少,如乾隆《郑州志》便十分典型,较之康熙志变化极小,主要是官师、选举、人物诸志的补续和在艺文志中增辑近人诗文著述而已。比较起来,民国五年周秉彝、王扬翰修,刘瑞麟纂的《郑县志》是郑州诸志中收罗内容最多,且实用此志于民国四年开始征集资料筹备修价值最大的一部志,董其事者为县知事周秉彝,未几周病殁,由其后任王扬瀚主持,民国五年三月正式设立县志编辑局,至十一月成书。担任主纂的为邑人刘瑞璘,刘系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直隶本 考栾城县知县,旧学颇有根基,但他又曾被派赴日察,著有《东游考政录》,辛亥革命前后任北京《振华报》、天津《醒世报》、《河南通俗报》等报编辑,回郑州主持过郑州文献征集处,并任《郑州日报》主笔,因此他是封建科举时代的正途出身,又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潮和欧美文明影响,这部《郑县志》就充分地反映了他既充当封建主义卫道士,又摇摆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间的世界观。

这部县志与乾隆《郑州志》相比,体例变化不大。乾隆志分为十二卷,计有星野、舆地、建置、食货、礼乐、官师、选举、人物、艺文等九个专志;民国的县志则扩大为十八卷,计有天文、舆地 建置、食货 礼乐、风俗秩官自治、选举、人物、列女、艺文等十二门。这里表面上比旧志增加了风俗、自治、列女三门,实则并无多大变化,因辛亥后出现了一些民众团体、民众组织,这些人士不能算政府职官,职官志中无法安置,才另辟一门“自治志”容纳之,而风俗、列女,不过是从旧志的“礼乐志”、“人物志”中分出来加以扩大罢了。从内容上来说,《郑县志》实际上百分之八十是乾隆《郑州志》的翻版,略加增辑乾隆后百余年中出现的职官、人物和建置、赋税变更,再加上几篇时人艺文而成。虽然序言中声称曾对旧志加以考订,实则考订纠正者极少,而旧志中很多讹 照样沿袭下来,如旧志的艺文志中把唐代诗人罗邺的一首诗误为罗隐所作,《郑县志》中照样重复这个错误。而且在刊印上亦嫌草率,鲁鱼亥豕,较之旧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郑州自清末以来,由于成为铁路交通枢纽,地位日渐重要,出现不少新事物,但由于修志人的因循守旧,不敢大胆突破框框,致使不少重要经济文化资料失载,比如建置志虽记有京汉、陇海两铁路的名称,但其修筑年月及有关详情均未写入,一些学校、工厂也只列举名称而已。而且当时已有《郑州日报》创刊,应是地方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但志书中毫无反映,只是纂修人刘瑞璘在志书中加入自己著述多篇,其中有一篇《郑州日报宣言》,以及卷首一幅插图中题有“郑州日报社刊”字样,才使我们知道当时已有这个报纸存在,但此报纸究竟何年创刊,出版情况如何,都不能考查出来。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不 是《郑县志》的一个很大失败之处,比起同时的其它县志,增加“实业”、“教育”、“交通”诸门,并详记始末,二者相比,其优劣是显而易见的 而更为糟粕的是纂修人在忽视记述经济、文化等新事物的情况下,却不厌其烦地去采访烈女事迹,把乾隆旧志中人物志的列女门析出,扩大为二卷,所收节妇、烈女竟增至千人之多,在礼乐志中,祭天、祭地、祭孔的礼仪,罗列尽致,篇幅也大为超过旧志,对照艺文志中所载刘瑞璘写的《维持孔教请愿书》一文,就明显看出这是与纂修人的封建保守思想分不开的。

尽管如此,主纂人刘瑞璘又有其受新思潮影响的一面,从整体来看,不能说没有一点优点,如在人物志中,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地方人士列传,在艺文志中为反帝、反清、反袁的革命烈士写了《追悼郑县三烈士曲》,都含有进步思想。

自治志中收录了当时各行业商会的名单,建置志中记载了民国二年成立的邮电局,机关一门又详列了当时的县议事会、警务公所、警务分所、公款局、视学所、商务会、县参事会等机构名称,对考证当时的行政概况不无稗益。这些虽然篇幅不大,记载过简,但颇具史料价值,正是整个志书精华所在。在附录中,又收入了郑州诸旧志序跋十三篇,对研究已失传的旧志也有参考作用。

三、郑州所属诸县志

郑州所属荥阳、汜水、河阴、荥泽四县的旧志,康熙以前刊印的多有失传,侥幸能流传至今的亦大都成为孤本,颇不易见到,且清代志书因循守旧者多,具有特色者少,故不一一评述,仅择数种加以简介。

(一)荥阳县志

目前较常见的荥阳县有二种,其一为乾隆年间纂修本,全书十二卷,分星野、地理、建置、赋役、礼乐、事实、秩官、选举、人物、艺文等十个专志,内容简陋,流于一般;其二为民国十一年张向晨修,张炘、卢以洽纂的《续荥阳县志》,这部县志可以说是荥阳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县志。

这部县志是乾隆《荥阳县志》的续篇,凡乾隆志已有记述的内容,只要没有讹误需纠正的,概不重复叙述,他的编辑方针是“析其混、补其缺”,把编辑重点放在乾隆十一年以后,至民国十一年为止这一百七十多年的事情上。其最主要的特色有三:

1、不因循守旧,力求反映时代现实。本书名为《续荥阳县志》,只是续乾隆旧志未载的内容,但却没有按旧志的篇目体例照搬,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对旧志篇目作了修订和增设。续志虽仍为十二卷,其十二个专志都与旧志颇有出入,计分:一、叙、目、图表,二、舆地志,三、建置志,四、食货志,五、学校志,六、职官志,七、自治志,八、人物志,九、列女志,十艺文志,十一、金石志,十二杂记。这里将旧志中的赋役改为食货,事实改为杂记,使其能包含更多内容。而一般旧志中视之为不可缺少的两大专志礼乐和选举,本志却作了大胆的删并,列选举表于图表门之下,将礼乐附于建置志的庙祠门中,一反传统作法。同时新增学校、自治、金石三个专志,在各专志下又扩充了不少篇目,如建置志下设立有邮政、铁路、矿厂诸门;食货志下设立垦植、畜牧、工商诸门,力求全面反映时代面貌和地方特色。这里可以看出纂修人是作了颇有胆识的变革。

2、成功地运用了图表。以现代统计图表入志,这在民国时所修的志书中虽已有之,但并不多见,本志的统计图表以简明细致为特色,如“全县学校统计表”,列出全县八十二所中小学的概况,设有校名、学区、教职员数、学生数、班级数、资产情况、经费支出等栏目,使人一目了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我国几乎无地方工业可言,但县志中仍编有“全县工厂统计表”,列出十四个手工业作坊的情况,对从业类别、厂名、厂址、资本数、年产量、经理人姓名、商标名称等,都作了详尽记载,这对于研究地方经济发展史,是很有价值的。

3、敢于实事求是的直书。旧志中隐恶扬善已成为通病,但这部县志中却一反常习,在职官志中为二个贪官立了传,其序曰:“班氏汉书,循吏与酷吏并列;欧阳唐史,忠义偕奸叛同登。盖褒善以彰已往,贬恶以警将来”。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是修志者宝贵之处,至今仍值得借鉴的。此外,如在杂记的兵燹门中,对太平军的“无惨杀焚掠。”对于地主乡团武装的“横行乡里,凶暴甚于盗贼。”如实进行记载,这些都是史笔。

此外,杂记中所附《荥阳地名考》、《汴水考》、《荥水考》诸文,亦颇具学术价值。

(二)河阴县志

河阴置县始于唐开元中,至清乾隆中废县并入荥阳,民国复置县,一九三一年与荥泽县合并为广武县,全国解放后广武又与汜水县合并为成皋县,一九五四年又废县并入荥阳,县城今为荥阳县广武乡。

河阴自明代即有志书,清顺治年间又重修之,后被河南巡抚阎兴邦责之为 “荒悖失伦”,旋即失传。现存的三种河阴县志,最早的是康熙三十年申奇彩所修,它是在顺治志书的基础上删改订正而成,但与顺治本相比,并无多大进步,舛陋之处颇多,乾隆中废县,志书也随之失修。清代曾有严禁私人修志的法令,但至清末时期,由于清政府已到腐朽崩溃的边沿,文禁松弛,加之河阴已成废县,所以产生邑人苏鹏翥独力修志之举。苏鹏翥为清末举人,竭平生精力撰《河阴志稿》十五卷,另有自撰年谱一卷附后,合为十六卷,未刊行,有抄本传世。至民国初年,复置河阴县以来,即酝酿修志,民国四年三月,始聘请蒋藩主纂,六年六月完稿,历时二年又四个月,于民国七年刊行,这部志书可以说是河阴诸藩字恢志中最佳的一部。蒋吾,清末举人,为民初河南地方著名文人,他仅采用旧志稿十分之三,大部分是重新采访纂辑。这部《河阴县志》计分为:图、沿革考、疆域考、山川考、建置考、古迹考、民赋考、风俗物产考、学校考、兵事考、艺文考、职官表、选举表、宦绩传、人物传、列女传、杂记等十七卷,又附金石考二卷、文征三卷。这里不称“志”而称“考”,也足见编纂人是在考据上下了功夫的,如河阴县始置于何时,作者引证了大批资料,详加考订,证明河阴置县始于唐代,从而纠正了数百的谬传,在本志凡例中说:“隋唐以前分隶三县,无河阴之称,自明一统志误以北魏所置洛州之河阴(今孟津)牵率混合,而申志及河南通志、开封府志均仍其谬,数百年无人纠正,所关匪浅,兹则根据革 考 第列史,博考群书,订疑释疑,别为一卷,作沿二”。这里可以看出,蒋藩修志确是抱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来进行的,从而亦增加了这部志书的学术价值。如对《舆地广记》、《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诸书中的讹误,多有纠正之处。附录金石考的致力也颇精深,艺文考一门则仿《汉书艺文志》的体例,只列书名作者,一切诗文杂著概不收入,其有可存者,则仿章学诚文征之例,另行辑录三卷附之于后,以备参稽,这些都是本志的特色。

(三)汜水县志

汜水置县于隋朝开皇二年,一九四九年与广武县合并为成皋县,一九五四年成皋县撤消,并入荥阳,县治为今荥阳县汜水镇。汜水地处郑州西部,山峦重迭,丘陵起伏,历史上著名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即在此地。汜水虽为小县,但人文荟萃、地区富饶,历史上文化发达为郑州地区之冠。现有据可查的,明弘治年间汜水知县田景晖即修纂邑志,惜未成书,其稿今已失传。再修于嘉靖,以后万历、顺治、乾隆以至民国诸志,均有传本存世。其中以民国间所纂的《汜水县志》最有代表性。这部志书在纂修期间几经波折,历时十余年始成书印行。先是民国六年地方人士张彖巽等开始倡修,并聘定邑人王席珍担任主纂,数月后甫成初稿,而因王席珍病故,主笔无合适人选而搁置,民国十四年,张彖巽又将初稿拿出,托马子和、荆良仪加以订正,写出二稿,寄交其侄张登云,托其在开封请人校阅后付印。张登云看过之后认为还有多处值得商榷,函商,而彖巽尚不能付印,正拟与张彖又去世,遂又搁置,直至民国十七年,张登云因丁母忧回籍,才又召集地方人士,推赵东阶主笔,在前二稿基础上加以润饰或重写,用了四个月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志书。这部志书纂修过程虽长达十年,但时修时停,故仍不免有简陋之嫌。且主稿人更迭太多,观点也不尽一致。最后成志的两个关键人物,张登云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曾任北洋政府的河南省政务厅长,为一新式政客;而赵东阶则为清代进士,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十足的遗老,两者之间不能没有一点参商。赵东阶在《汜水县志》序言中便流露出来他对修志的,看法与牢骚:“……今论文皆曰革新,吾不知所谓革新者若何,存旧而己。旧志可仍之,可补者补之,凡以记其可记,其不可记者,概置不录。呜呼,中学亡矣,中国之志乘今后尚堪言哉!五千余年文明扫地,感此茫茫,百端交集,殊令我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而不能己己也。”在他这种复古思想支配下,是不可能在修志中突破框框,有所创造的,所以本志显得流于一般。但时代的痕迹是不容抹杀的,且参加编志的人士,有不少是新式学校毕业的,故在县志中,仍然出现了教育志、实业志、交通志等新的篇目,赋役七志中附有《河南漕粮沿革考》以及河南一0七县漕额表,这些对于近代史实的研究颇有价值。

最后,关于这部《汜水县志》,诸家书目均作民国十七年上海世界书局印,有误。本志成书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十八年春,始由王泽生、赵钦政携稿赴沪印行,书后尚有民国十八年王泽生的跋语。故应著录为民国十八年印为宜。

(四)荥泽县志

荥泽县设县于隋开皇四年,初名广武,仁寿元年改名为荣泽,一九三一年废县,其地域分别划入郑县及河阴,尚有黄河北岸滩地则并入原武县。荥泽县旧治,在今郑州郊区古荥镇。县志自乾隆十三年以后失修,至今已有二百余年。顺治、康熙两朝的县志,现均成为孤本,乾隆十三年刊的《荥泽县志》,则是我们今天最常见的一部刻本了。荥泽地处黄河之滨,滩地占了很大部分,“邑中鲜藏书之家”,在搜集史料上,遇到很多困难,如职官志中不但宋元以前能考者甚少,即使明代亦“邑宰事迹大半缺如,教职簿尉皆止寥寥数人”,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简陋之处,特别是艺文志尤为明显,其所录王维、祖咏、刘禹锡、李白诸人的诗歌,多取自河阴、荥阳诸志,再加上一些时人诗文杂凑而成。尽管如此,这部志书并非一无优点,还有不少可取之处,如在凡例中指出河阴县为唐开元中所置,而非北魏之河阴,提出了与《河南通志》、《开封府志》完全不同的说法,实为后来蒋藩详加考证河阴沿革的先声。此外,设有河防、古迹两个专志,颇有地方特色,且比较详实,史料价值较大,可见虽然存在修志资料匮乏的困难,纂修人还是认真下了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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