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方志论丛（三）河南地方志概述
发布时间：2019-02-12 点击数：2101
河 南 地 方 志 概 述
一、河南方志源流
河南地方志历史悠久，可以直溯先秦。《左传》文公二年：“瞫曰：周志有之。”哀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这里的志，是指周和郑的志书，而春秋时周、郑之地，均在河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在周朝，河南地区就有了志书。不过当时的志书，乃“邦国之志”，如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等，都属这个性质，它们与后世所称的地方志，体例上是有区别的。
汉至唐代之间，有不少地理书传到今天，清人王谟所辑《汉唐地理书钞》中，收有陆机的《洛阳记》，圈称的《陈留风俗记》，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书，虽具有地方文献性质，但或记地理、风俗，或记宫室、寺观，不能反映出一个地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人物、艺文等全貌，均不能称为地方志。现在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地方志定型于宋朝，因为宋朝的志书，不仅记录山水、城池、风俗、物产等内容，还增加了人物、艺文等项目，应该说是地方志的体例基本上完备了。河南当然也不例外，《宋史?艺文志》诸书，当即宋朝时河南的地方志书，如宋敏求所纂的《河南志》更是赫赫有名。可惜的是这些宋代所修的河南地方志，至今已荡然无存。现在仍存诸于世的河南地方志，当推元《河南志》（今洛阳市）为最早，但这不是原刻原印的本子，而是清嘉庆中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后辗转抄传，几经覆校，现有若干抄本及《灵岩山馆》本、《藕香零拾》本等刻本流传。至于元刻元印的河南地方志，则亦全部失传。
直至明代，才有原刻本的河南地方志传至今天。据诸家书目记载，现存最早的原刻本河南地方志，当推明永乐十一年刻、宣德四年补印的《颍川郡志》（今许昌地区）。除此以外，传世至今的，大都是隆万以后的晚明刻本，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粗略统计，国内各图书馆目前共藏有明刊河南地方志八十七种（胶卷本、复印机复印本未统计在内，下同）；其中残缺不全的三十种，成为孤本的竟达七十二种，其他十余种虽尚有复本，也不过仅有二、三部罢了，由此可见，明刻本地方志，现在传世也很稀少了，即使是残本，也是十分珍贵的。
清代可以说是纂修地方志最为丰富的时代，据中国天文史料普查整编组所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稿），共收录有清代河南地方志四百五十九种。各府、州、县、厅均纂修过地方志，而且有的县份，在清代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便修过五、六次以上，由此可见，清修地方志，确实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
民国以来，承清代修志的余风，河南省在短短的三十八年中，也纂修了九十余种县志。按民国时河南行政区划为一百一十个县来算，则大部分都重修了县志。少数十余县未修县志，可能是由于民国以来，河南连年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天灾人祸频繁等不安定的因素造成的。
民国时的河南地方志在体例上基本沿袭清代习惯，但由于封建王朝的结束，欧美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因而在地方志中，也出现了一些篇目的变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如有的县志增添了教育、实业、民政、交通，军制、交涉等项目，这些内容的增加，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上述河南地方志的演变概况来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结论：河南方志，源于先秦，定型于宋，盛于明、清。
二、关于河南通志
河南通志之纂修，现今可考者，先后进行过八次，而且均有书流传至今，实在是一件可以欣庆的事。其最早进行纂修河南省志的，为明代天顺年间的河南提学副使刘昌，但他没有能独立成完，便离任而去，后十余年，又经胡谧继之，加以芟润，才算完成，定名为《河南总志》，于成化二十二年刊行刻世。至今诸方志目录，均著录为成化年间胡谧纂修，其实这部书开纂年月还可推早，而于其事的刘昌，功绩也是不应埋没的。目前，此书北京图书藏有原刻本（典藏台湾），中有多次增补，直至嘉靖初，当是后世补刻印本，又有上海图书馆残存第十八卷一本，河南大学有影抄本一部，仅此数家而已。其次是嘉靖三十四年邹守愚修、李濂纂的《河南通志》亦属稀见方志，省内仅存一部于河南大学图书馆，另外河南省图书馆藏有残本。
入清以来，顺治十七年贾汉复修、沈荃纂的《河南通志》是第三个本子；到了康熙九年，又经徐化成增修，是为第四种本子，印数不多，较顺治十七年本尤为罕见。以上两本，均成于清政权初创不久，连修二次，可见其对修志工作的重视，贾汉复于顺治十四年任河南巡抚后，即下令各府、县，“纂修邑志，限期交省”，他在命令各府、县修志的基础上，仅隔三年多时间，便集中了各府、县地方志，编纂出一部《河南通志》来。这是清代编出的第一部通志，全书五十卷，分为三十门，罗列多目而无纲领，不能算一部成功的方志。然而由于修志对于掌握各省概况，巩固统治有一定作用，这对建国不久的清朝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因此，康熙十一年便颁下谕旨，令天下各省依贾汉复先后所修的河南、陕西两志为样板，编修通志。谕旨一下，不仅各省，而且各府、县，竟相编修志书，以致这种骈列名目、无所统属的体例，影响了整个清代。后来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说：“近代志乘，去取失伦，芜陋不足观采。不特文无体要，即其标题先已不得史法也。”章氏批评的这种类型的志书，实由贾汉复的《河南通志》为始。由于贾志纂修迅速，便失之过简，疏漏讹误之处不少。因而很快便又重加修编，便又出现了康熙九年的增修本。
第五种为康熙三十四年顾汧修、张沐纂的五十卷本。张沐是河南修志名家，尚纂有《开封府志》、《上蔡县志》等，这部《河南通志》从体例上来说，仍遵循旧志，然考核精详，因而优于顺治贾志。到了雍正八年，田文镜等修，孙灏等纂的八十卷本出世，是为第六种《河南通志》， 内容比之顺治时的五十卷本，当然有所增加，然而趋向繁琐芜杂。此书于雍正八年初刻，到雍正十三年，又加以修订重刻，遂为定本，后收入《四库全书》。第七种《河南通志》为乾隆《续河南通志》，由阿思哈、嵩贵纂修。此书为雍正田志的续修本，故名为《续河南通志》，亦分八十卷，初刻于乾隆三十二年，以后又在道光六年与雍正《河南通志》重刻合刊，称《正续河南通志》，以后又经同治八年、光绪二十八年和民国三年河南教育司三次补刻重印，通行了一百五十多年没有重修过。成为流传最广的一部《河南通志》。
民国以来，鼓吹重修省志之风，虽时有所闻，但行动极其缓慢，除了重印雍正、乾隆时的《正续河南通志》外，新通志的纂修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十多年始终未能完成全志书。特别是一九二九年韩复渠曾主修河南通志，并成立了通志馆，可是四月份开馆，到九月份便结束了，首尾寿命仅五个月，这样当然不会有什么成果。直至民国三十二年，河南通志馆总算印出了《河南通志稿》中的《舆地志稿》、《大事志稿》、《艺文志稿》及《经政志?河防》等部分，可以说是有了一部分成品。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本书时，称民国三十二年《河南通志稿艺文志》仅印了集部，有误，《艺文志》经、史、子、集四部均已印齐，系陆续印刷，其经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史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子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集部分量最大，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印成。
除以上志书以外，还陆续出现了一批私人编纂的河南地方史志书籍，有明代王士性撰的《豫志》一卷，清代朱云锦撰的《豫乘识小录》二卷，《河南关塞形胜说》一卷，龚柴撰的《河南考略》一卷，马冠群撰的《河南地略》一卷。这些个人著述虽然均较简略且不够系统，或记山川，或记疆域，或记人物、掌故，或作考证。但多有《通志》中未载的资料，或对《通志》进行了订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民国时安阳县的士绅王幼侨（任河南教育厅长），于一九三一年在河南行政人员训练所任教时，因讲授河南史地，而辑录出一些资料，编了一本《河南方舆人文志略》，以个人名义于一九三二年在北平西北书局铅印出版。民国初年，汲县的士绅李敏修主持成立了“中州文献征集处”广为收罗清代河南人的著作，在这个基础上，该书编辑许鼎臣，编辑了一部《中州艺文录》，著录了清代地方名人的著述数千种，并附有人物小传，颇为详尽。往往有不见于其他书目的刻本或抄本书籍，在此书中一索即得，确为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及地方文献。这些书都可以说是河南通志的别枝。
三、河 南 之 府、州、县、厅 志
据诸地方目录所载，河南全省省以下地方现有六百五十余种志书，失传的尚不在内，按此数字，平均每个州、县，修志次数可达五、六次之多。但具体来讲，有的县份修志次数特多，有的则又多年失修。极不平衡。如《鄢陵县志》有明代一种，清代六种，民国一种，另有一种《鄢陵文献志》，加在一起计算，共九种，从一五三七年到一九三六年，整整四百年，平均每四十多年便修上一次。而在清代二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中，便进行了五、六次修志的县份，也颇不乏例，如禹州、郏县、固始、光州、密县等都是。但亦有多年失修者，如《夏邑县志》，康熙三十六年修志后，直至民国九年才加重修；康熙四十四年的《商丘县志》纂修后，一直没有重修过；《西平县志》在康熙三十一年修志后，直到民国二十三年才重修。多年失修的例子。还不止这些。
清代县志的纂修，极受各级政权的重视，这是有其一定的政治原因的。清帝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政权初创，急需掌握各地钱粮人丁、山川地理、兵防险要、风俗人情的资料，用修志来作一个全面的考察，是个很好的办法；另外，聘请地方名流编修邑志，也是团结地方士绅，减少他们反满情绪，联络人才，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对纂修邑志颁发过命令。顺治时的河南巡抚贾汉复，一上任之初，便下令各地纂修邑志，限期缴省。（见顺治十七年《河南通志》序）。康熙时河南巡抚阎兴邦不仅命令各县编修邑志，还亲自一一披阅。安阳、汲县两地，因没修出县志，还受到他的申斥（见康熙二十九年《上蔡县志》所载阎兴邦谕上苻县牌）。雍正时河南巡抚田文镜再次命令各县修志，他在雍正六年冬接到皇帝命令天下巡抚诸臣纂修各省通志的谕旨后，于雍正七年初又“檄河南各府、州、县整辑郡邑志”送省（见雍正十三年《河南通志》序）。乾隆时，因修《四库全书》，对地方志又作了一次普遍的重修，现存的各种地方志，乾隆本特多，就证明了这个问题、从这些资料看，自清朝定鼎，到乾隆的一百多年中，河南历任巡抚，至少下过四次整修邑志的命令。这样，河南各地的方志，理所当然地便一一齐备了。前边谈到安阳、汲县二处，于康熙二十九年被巡抚阎兴邦申斥无志之后，很快便于康熙三十二年、三十四年，分别篆修完成，刊刻问世，可见各地奉令整修邑志，确是有点雷厉风行的。可是有些地方颇为不然，竟无视这些命令，康熙以后，终清一代，始终没有象修县志，造成长期坃志，很有点不正常，这又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略加分析，不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清代康、雍、乾三朝文网极严，私入著述偶有不慎，便被罗织罪名，酿成大祸。奉令修志，书成上缴，如有疏漏，更容易被发现，干系更不好摆脱，这恐怕是有些县志不敢续修的原因吧。我们试以《夏邑县志》为例，康熙三十六年修志么后， 直到民国九年才重修，相隔二百余年，这当和彭家屏一案有密切关系。彭氏为夏邑望族，其祖上彭尧谕、，彭瑞吾、彭好古等，均为地方名人，彭家屏本人为康熙五十六年进士，历任江苏、云南巡抚，后致仕回居乡里，到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南巡，彭家屏到徐州去接驾，向乾隆奏报了豫东几县的灾情，揭发了河南巡抚南炳的讳灾不报，南炳受到处分，但不久复任，便与彭家屏结下了冤仇。次年，南炳便以他人传抄吴三桂檄文事，把彭家屏罗织案内，到彭宅抄家，彭家屏不仅是个巡抚大员，而且还是河南著名藏书大家，结果抄出明末野史数种，便算获得罪证，以致彭家屏处死，并及其子，几致灭族。这是清代河南省内著名的一大文字狱，当时全国为之震动。这便给编修县志的出了一个极大难题，彭家为县内首户，族内显官名流，绵延数百年，县志不载，历史何在？县志如载，稍有不妥，纂修人难免落个“逆党”之罪。这样不少人回避这个问题，便造成县志的长期失修。这在民国九年重修《夏邑县志》中有明显反映，在这部县志中，不仅给彭家屏立了详细传记，还提到彭氏后人向北洋军阀政府申请给彭家屏昭雪的过程。这种乾隆时的案件，直至民国时还需要申请平反昭雪，可见彭家屏一案在夏邑县影响的深远。县志不写不是，写又不是，只好拖下去不修，反正县官三年一任，能推给下任，何乐不为？结果是一推再推，便过了二百多年。
我这个看法，决不是平空推测，清代因修地方志出了事确有先例。康熙二十九年纂修的《上蔡县志》卷首刊刻有河南巡抚阎兴邦行牌全省的原文：
“郡邑之志，已三十余年莫之增修，其为遗漏者多矣。又昔年修志，止取备文，未加考订，或限以数目，或所托非人，本都院逐一查阅，府志如河南、南阳；县志如宜阳、河阴、兰阳等志，荒悖失伦，莫可枚举。至于安阳、汲县，乃彰德、卫辉两府首邑，竟无志书，尤为缺典。今本都院已将通省志书设局修正，而各府、州、县所送续册，未能画一。又通志所载，限于定格，不能如府、州、县之详，……拟合通行续修，为此牌仰该县官吏照牌事理，即延文学名儒，熟知典故，长于史事者，博采典章，搜罗遗轶，……又各属参差不齐，未归划一，将凡例开明于右，悉照此为规康程，……熙二十九年七月”。
这里提到的几种地方志，被认为“荒悖失伦”，显然是指书中有干违碍之处，决非仅仅是讹误，而且又称曾参与编辑的人为“所托非人”，又证明了有些曾经纂修过志书的人出了问题，便牵扯到他们的一切著述，从而影响到志书。
阎兴邦的谕牌，是研究清代河南地方志的一个重要资料。从这件公文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个问题：第一，他讲到郡邑之志，三十余年莫之增修，和申斥安阳、汲县无志的话来看，可以佐证顺治年间巡抚贾汉复命令各县修志，除安阳、汲县（也许还有其它少数几县）外，大部分府、县都应当修过志书，而现有存世的顺治本河南地方志，不足当时行政区划的半数。这说明了有大批顺治本河南地方志已经失传了。第二，清初可能产生过一次大规模的销毁地方志事件，便造成了明刻本和清初刻本地方志极为稀少罕见的原因。从阎兴邦的牌文中看到有几种地方志被称为“荒悖失伦”，引起我查看这些县志究竟“荒悖”到何种程度的兴趣，不料一查目录，省内各地图书馆都未见入藏，而除河南、南阳二府志有少数一、二部流传省外，得以幸存外，几种顺治本县志，均已全部失传。推想到这些县志不只是加上一个“荒悖”罪名，而且还会有一个被缴毁的厄运。而被销毁的地方志，决不止被阎兴邦点名的那四、五种。我粗略统计一下，清初府、州、县、厅行政单位，共计一百一十九个，其中顺治时的志书已经失传的共有六十九个，尚有书存世者仅五十个，而且大部存于北京等地，省内所存顺治本地方志，仅有开封、封丘、胙城等不足十个府、县而已。这场在省内大规模的收缴地方志的事件，可能波及到了每个县，少数地方志因上交北京，或被调任官员偶尔带出，才得以幸存，省内反而没有了。而这种收缴地方志的事件，是秘密的，不见于诸奏请禁毁书目。因为地方志不同于个人著述，从鉴定到纂修，牵扯到很多大人阔老和主管官员，倘若以其“荒悖失伦”而奏请禁毁，则无异搬石头砸自己脚，因此，只能悄悄毁去，不留痕迹，以免祸及己身。这就造成大批清初地方志的失传，而又鲜为人知。第三，阎兴邦又特地“将凡例开明于右，悉照此为规程。”这样统一制定修志的规程，也是对于以前的志书多有违碍的一个佐证吧。
因此，我们应当对清初地方志加强搜集和研究，很可能还会发现一些失传的重要资料。
一、河南方志源流
河南地方志历史悠久，可以直溯先秦。《左传》文公二年：“瞫曰：周志有之。”哀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这里的志，是指周和郑的志书，而春秋时周、郑之地，均在河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在周朝，河南地区就有了志书。不过当时的志书，乃“邦国之志”，如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等，都属这个性质，它们与后世所称的地方志，体例上是有区别的。
汉至唐代之间，有不少地理书传到今天，清人王谟所辑《汉唐地理书钞》中，收有陆机的《洛阳记》，圈称的《陈留风俗记》，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书，虽具有地方文献性质，但或记地理、风俗，或记宫室、寺观，不能反映出一个地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人物、艺文等全貌，均不能称为地方志。现在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地方志定型于宋朝，因为宋朝的志书，不仅记录山水、城池、风俗、物产等内容，还增加了人物、艺文等项目，应该说是地方志的体例基本上完备了。河南当然也不例外，《宋史?艺文志》诸书，当即宋朝时河南的地方志书，如宋敏求所纂的《河南志》更是赫赫有名。可惜的是这些宋代所修的河南地方志，至今已荡然无存。现在仍存诸于世的河南地方志，当推元《河南志》（今洛阳市）为最早，但这不是原刻原印的本子，而是清嘉庆中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后辗转抄传，几经覆校，现有若干抄本及《灵岩山馆》本、《藕香零拾》本等刻本流传。至于元刻元印的河南地方志，则亦全部失传。
直至明代，才有原刻本的河南地方志传至今天。据诸家书目记载，现存最早的原刻本河南地方志，当推明永乐十一年刻、宣德四年补印的《颍川郡志》（今许昌地区）。除此以外，传世至今的，大都是隆万以后的晚明刻本，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粗略统计，国内各图书馆目前共藏有明刊河南地方志八十七种（胶卷本、复印机复印本未统计在内，下同）；其中残缺不全的三十种，成为孤本的竟达七十二种，其他十余种虽尚有复本，也不过仅有二、三部罢了，由此可见，明刻本地方志，现在传世也很稀少了，即使是残本，也是十分珍贵的。
清代可以说是纂修地方志最为丰富的时代，据中国天文史料普查整编组所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稿），共收录有清代河南地方志四百五十九种。各府、州、县、厅均纂修过地方志，而且有的县份，在清代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便修过五、六次以上，由此可见，清修地方志，确实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
民国以来，承清代修志的余风，河南省在短短的三十八年中，也纂修了九十余种县志。按民国时河南行政区划为一百一十个县来算，则大部分都重修了县志。少数十余县未修县志，可能是由于民国以来，河南连年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天灾人祸频繁等不安定的因素造成的。
民国时的河南地方志在体例上基本沿袭清代习惯，但由于封建王朝的结束，欧美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因而在地方志中，也出现了一些篇目的变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如有的县志增添了教育、实业、民政、交通，军制、交涉等项目，这些内容的增加，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上述河南地方志的演变概况来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结论：河南方志，源于先秦，定型于宋，盛于明、清。
二、关于河南通志
河南通志之纂修，现今可考者，先后进行过八次，而且均有书流传至今，实在是一件可以欣庆的事。其最早进行纂修河南省志的，为明代天顺年间的河南提学副使刘昌，但他没有能独立成完，便离任而去，后十余年，又经胡谧继之，加以芟润，才算完成，定名为《河南总志》，于成化二十二年刊行刻世。至今诸方志目录，均著录为成化年间胡谧纂修，其实这部书开纂年月还可推早，而于其事的刘昌，功绩也是不应埋没的。目前，此书北京图书藏有原刻本（典藏台湾），中有多次增补，直至嘉靖初，当是后世补刻印本，又有上海图书馆残存第十八卷一本，河南大学有影抄本一部，仅此数家而已。其次是嘉靖三十四年邹守愚修、李濂纂的《河南通志》亦属稀见方志，省内仅存一部于河南大学图书馆，另外河南省图书馆藏有残本。
入清以来，顺治十七年贾汉复修、沈荃纂的《河南通志》是第三个本子；到了康熙九年，又经徐化成增修，是为第四种本子，印数不多，较顺治十七年本尤为罕见。以上两本，均成于清政权初创不久，连修二次，可见其对修志工作的重视，贾汉复于顺治十四年任河南巡抚后，即下令各府、县，“纂修邑志，限期交省”，他在命令各府、县修志的基础上，仅隔三年多时间，便集中了各府、县地方志，编纂出一部《河南通志》来。这是清代编出的第一部通志，全书五十卷，分为三十门，罗列多目而无纲领，不能算一部成功的方志。然而由于修志对于掌握各省概况，巩固统治有一定作用，这对建国不久的清朝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因此，康熙十一年便颁下谕旨，令天下各省依贾汉复先后所修的河南、陕西两志为样板，编修通志。谕旨一下，不仅各省，而且各府、县，竟相编修志书，以致这种骈列名目、无所统属的体例，影响了整个清代。后来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说：“近代志乘，去取失伦，芜陋不足观采。不特文无体要，即其标题先已不得史法也。”章氏批评的这种类型的志书，实由贾汉复的《河南通志》为始。由于贾志纂修迅速，便失之过简，疏漏讹误之处不少。因而很快便又重加修编，便又出现了康熙九年的增修本。
第五种为康熙三十四年顾汧修、张沐纂的五十卷本。张沐是河南修志名家，尚纂有《开封府志》、《上蔡县志》等，这部《河南通志》从体例上来说，仍遵循旧志，然考核精详，因而优于顺治贾志。到了雍正八年，田文镜等修，孙灏等纂的八十卷本出世，是为第六种《河南通志》， 内容比之顺治时的五十卷本，当然有所增加，然而趋向繁琐芜杂。此书于雍正八年初刻，到雍正十三年，又加以修订重刻，遂为定本，后收入《四库全书》。第七种《河南通志》为乾隆《续河南通志》，由阿思哈、嵩贵纂修。此书为雍正田志的续修本，故名为《续河南通志》，亦分八十卷，初刻于乾隆三十二年，以后又在道光六年与雍正《河南通志》重刻合刊，称《正续河南通志》，以后又经同治八年、光绪二十八年和民国三年河南教育司三次补刻重印，通行了一百五十多年没有重修过。成为流传最广的一部《河南通志》。
民国以来，鼓吹重修省志之风，虽时有所闻，但行动极其缓慢，除了重印雍正、乾隆时的《正续河南通志》外，新通志的纂修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十多年始终未能完成全志书。特别是一九二九年韩复渠曾主修河南通志，并成立了通志馆，可是四月份开馆，到九月份便结束了，首尾寿命仅五个月，这样当然不会有什么成果。直至民国三十二年，河南通志馆总算印出了《河南通志稿》中的《舆地志稿》、《大事志稿》、《艺文志稿》及《经政志?河防》等部分，可以说是有了一部分成品。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本书时，称民国三十二年《河南通志稿艺文志》仅印了集部，有误，《艺文志》经、史、子、集四部均已印齐，系陆续印刷，其经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史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子部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集部分量最大，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印成。
除以上志书以外，还陆续出现了一批私人编纂的河南地方史志书籍，有明代王士性撰的《豫志》一卷，清代朱云锦撰的《豫乘识小录》二卷，《河南关塞形胜说》一卷，龚柴撰的《河南考略》一卷，马冠群撰的《河南地略》一卷。这些个人著述虽然均较简略且不够系统，或记山川，或记疆域，或记人物、掌故，或作考证。但多有《通志》中未载的资料，或对《通志》进行了订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民国时安阳县的士绅王幼侨（任河南教育厅长），于一九三一年在河南行政人员训练所任教时，因讲授河南史地，而辑录出一些资料，编了一本《河南方舆人文志略》，以个人名义于一九三二年在北平西北书局铅印出版。民国初年，汲县的士绅李敏修主持成立了“中州文献征集处”广为收罗清代河南人的著作，在这个基础上，该书编辑许鼎臣，编辑了一部《中州艺文录》，著录了清代地方名人的著述数千种，并附有人物小传，颇为详尽。往往有不见于其他书目的刻本或抄本书籍，在此书中一索即得，确为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及地方文献。这些书都可以说是河南通志的别枝。
三、河 南 之 府、州、县、厅 志
据诸地方目录所载，河南全省省以下地方现有六百五十余种志书，失传的尚不在内，按此数字，平均每个州、县，修志次数可达五、六次之多。但具体来讲，有的县份修志次数特多，有的则又多年失修。极不平衡。如《鄢陵县志》有明代一种，清代六种，民国一种，另有一种《鄢陵文献志》，加在一起计算，共九种，从一五三七年到一九三六年，整整四百年，平均每四十多年便修上一次。而在清代二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中，便进行了五、六次修志的县份，也颇不乏例，如禹州、郏县、固始、光州、密县等都是。但亦有多年失修者，如《夏邑县志》，康熙三十六年修志后，直至民国九年才加重修；康熙四十四年的《商丘县志》纂修后，一直没有重修过；《西平县志》在康熙三十一年修志后，直到民国二十三年才重修。多年失修的例子。还不止这些。
清代县志的纂修，极受各级政权的重视，这是有其一定的政治原因的。清帝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政权初创，急需掌握各地钱粮人丁、山川地理、兵防险要、风俗人情的资料，用修志来作一个全面的考察，是个很好的办法；另外，聘请地方名流编修邑志，也是团结地方士绅，减少他们反满情绪，联络人才，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对纂修邑志颁发过命令。顺治时的河南巡抚贾汉复，一上任之初，便下令各地纂修邑志，限期缴省。（见顺治十七年《河南通志》序）。康熙时河南巡抚阎兴邦不仅命令各县编修邑志，还亲自一一披阅。安阳、汲县两地，因没修出县志，还受到他的申斥（见康熙二十九年《上蔡县志》所载阎兴邦谕上苻县牌）。雍正时河南巡抚田文镜再次命令各县修志，他在雍正六年冬接到皇帝命令天下巡抚诸臣纂修各省通志的谕旨后，于雍正七年初又“檄河南各府、州、县整辑郡邑志”送省（见雍正十三年《河南通志》序）。乾隆时，因修《四库全书》，对地方志又作了一次普遍的重修，现存的各种地方志，乾隆本特多，就证明了这个问题、从这些资料看，自清朝定鼎，到乾隆的一百多年中，河南历任巡抚，至少下过四次整修邑志的命令。这样，河南各地的方志，理所当然地便一一齐备了。前边谈到安阳、汲县二处，于康熙二十九年被巡抚阎兴邦申斥无志之后，很快便于康熙三十二年、三十四年，分别篆修完成，刊刻问世，可见各地奉令整修邑志，确是有点雷厉风行的。可是有些地方颇为不然，竟无视这些命令，康熙以后，终清一代，始终没有象修县志，造成长期坃志，很有点不正常，这又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略加分析，不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清代康、雍、乾三朝文网极严，私入著述偶有不慎，便被罗织罪名，酿成大祸。奉令修志，书成上缴，如有疏漏，更容易被发现，干系更不好摆脱，这恐怕是有些县志不敢续修的原因吧。我们试以《夏邑县志》为例，康熙三十六年修志么后， 直到民国九年才重修，相隔二百余年，这当和彭家屏一案有密切关系。彭氏为夏邑望族，其祖上彭尧谕、，彭瑞吾、彭好古等，均为地方名人，彭家屏本人为康熙五十六年进士，历任江苏、云南巡抚，后致仕回居乡里，到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南巡，彭家屏到徐州去接驾，向乾隆奏报了豫东几县的灾情，揭发了河南巡抚南炳的讳灾不报，南炳受到处分，但不久复任，便与彭家屏结下了冤仇。次年，南炳便以他人传抄吴三桂檄文事，把彭家屏罗织案内，到彭宅抄家，彭家屏不仅是个巡抚大员，而且还是河南著名藏书大家，结果抄出明末野史数种，便算获得罪证，以致彭家屏处死，并及其子，几致灭族。这是清代河南省内著名的一大文字狱，当时全国为之震动。这便给编修县志的出了一个极大难题，彭家为县内首户，族内显官名流，绵延数百年，县志不载，历史何在？县志如载，稍有不妥，纂修人难免落个“逆党”之罪。这样不少人回避这个问题，便造成县志的长期失修。这在民国九年重修《夏邑县志》中有明显反映，在这部县志中，不仅给彭家屏立了详细传记，还提到彭氏后人向北洋军阀政府申请给彭家屏昭雪的过程。这种乾隆时的案件，直至民国时还需要申请平反昭雪，可见彭家屏一案在夏邑县影响的深远。县志不写不是，写又不是，只好拖下去不修，反正县官三年一任，能推给下任，何乐不为？结果是一推再推，便过了二百多年。
我这个看法，决不是平空推测，清代因修地方志出了事确有先例。康熙二十九年纂修的《上蔡县志》卷首刊刻有河南巡抚阎兴邦行牌全省的原文：
“郡邑之志，已三十余年莫之增修，其为遗漏者多矣。又昔年修志，止取备文，未加考订，或限以数目，或所托非人，本都院逐一查阅，府志如河南、南阳；县志如宜阳、河阴、兰阳等志，荒悖失伦，莫可枚举。至于安阳、汲县，乃彰德、卫辉两府首邑，竟无志书，尤为缺典。今本都院已将通省志书设局修正，而各府、州、县所送续册，未能画一。又通志所载，限于定格，不能如府、州、县之详，……拟合通行续修，为此牌仰该县官吏照牌事理，即延文学名儒，熟知典故，长于史事者，博采典章，搜罗遗轶，……又各属参差不齐，未归划一，将凡例开明于右，悉照此为规康程，……熙二十九年七月”。
这里提到的几种地方志，被认为“荒悖失伦”，显然是指书中有干违碍之处，决非仅仅是讹误，而且又称曾参与编辑的人为“所托非人”，又证明了有些曾经纂修过志书的人出了问题，便牵扯到他们的一切著述，从而影响到志书。
阎兴邦的谕牌，是研究清代河南地方志的一个重要资料。从这件公文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个问题：第一，他讲到郡邑之志，三十余年莫之增修，和申斥安阳、汲县无志的话来看，可以佐证顺治年间巡抚贾汉复命令各县修志，除安阳、汲县（也许还有其它少数几县）外，大部分府、县都应当修过志书，而现有存世的顺治本河南地方志，不足当时行政区划的半数。这说明了有大批顺治本河南地方志已经失传了。第二，清初可能产生过一次大规模的销毁地方志事件，便造成了明刻本和清初刻本地方志极为稀少罕见的原因。从阎兴邦的牌文中看到有几种地方志被称为“荒悖失伦”，引起我查看这些县志究竟“荒悖”到何种程度的兴趣，不料一查目录，省内各地图书馆都未见入藏，而除河南、南阳二府志有少数一、二部流传省外，得以幸存外，几种顺治本县志，均已全部失传。推想到这些县志不只是加上一个“荒悖”罪名，而且还会有一个被缴毁的厄运。而被销毁的地方志，决不止被阎兴邦点名的那四、五种。我粗略统计一下，清初府、州、县、厅行政单位，共计一百一十九个，其中顺治时的志书已经失传的共有六十九个，尚有书存世者仅五十个，而且大部存于北京等地，省内所存顺治本地方志，仅有开封、封丘、胙城等不足十个府、县而已。这场在省内大规模的收缴地方志的事件，可能波及到了每个县，少数地方志因上交北京，或被调任官员偶尔带出，才得以幸存，省内反而没有了。而这种收缴地方志的事件，是秘密的，不见于诸奏请禁毁书目。因为地方志不同于个人著述，从鉴定到纂修，牵扯到很多大人阔老和主管官员，倘若以其“荒悖失伦”而奏请禁毁，则无异搬石头砸自己脚，因此，只能悄悄毁去，不留痕迹，以免祸及己身。这就造成大批清初地方志的失传，而又鲜为人知。第三，阎兴邦又特地“将凡例开明于右，悉照此为规程。”这样统一制定修志的规程，也是对于以前的志书多有违碍的一个佐证吧。
因此，我们应当对清初地方志加强搜集和研究，很可能还会发现一些失传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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