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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锦里新编 民国华阳县志 嘉庆华阳县志 宣统成都通览

发布时间:2019-02-01 点击数:3368
嘉庆锦里新编

清张邦伸撰。张邦伸,字石臣,号云谷,清乾隆二年(1737)生,汉州张家后营(今广汉新平镇)人。乾隆二十四年(1757)己卯科举人,会试大挑一等,任辉县县令时,力治劣绅污吏,任光州州判时,赈济作到“无烂无遗”,了结积案3800余件,无一上诉。张氏任襄城知县时,按有车马者分轮次派差以均劳役,官民称善,《汉州志》记载张邦伸治绩为“政理民和,案牍清简”,以母疾告养,力辞归田,时年45岁,回归故里后,助修文庙,赈济族中穷人。他好为诗,现仅存《云谷诗钞》八篇,著有《全蜀诗汇》《唐诗正音》《绳乡纪略》、《云栈纪程》《云谷文钞》《锦里新编》等共17部95卷,是广汉地区最多产作家之一,卒于嘉庆八年(1803),终年67岁。《锦里新编》十六卷。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记叙清代蜀中人物和史事,上自清初,下讫嘉庆初。凡明史已载或科第系明朝者不录。分名宦、文秩、武功、儒林、忠义、孝友、节烈、流寓、异人、方技,高僧、贼祲、边防、异闻十四门。因内容丰富,记载翔实,对后世编纂地方志和研究清代四川历史、文学及社会各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今存清嘉庆五年(1800)嶍峨(今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周氏敦彝堂刻本。

民国华阳县志

陈法驾、叶大锵等修,曾鉴、林思进等纂。陈法驾,国民党军将领,四川省华阳县(今双流县)人,四川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历任排长、副官、参谋、团长、高参、参谋长等职,1936年12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46年7月退役。叶大锵,字剑鸣,成都人,民国二十年(1931)由四川灌县知事调任华阳县县长。曾鉴,四川华阳人,字焕如,清光绪进士,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法部右丞,旋改左,兼任宪政编查馆谘议官,宣统二年(1910)署法部左侍郎,武昌起义后,任袁世凯内阁法部副大臣,1914年任平政院第二法庭庭长,同年奉派入川办理赈务,任筹赈督办,1916年调任川南宣慰使。林思进,初字山癯,改字山腴,别号清寂翁,一署青城室主,华阳(今双流县)人,少时屡应府试不中,入方旭所办学务公所,编纂教科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乡荐中式,胡峻等出资为捐国子监生,但未赴京师,光绪三十一年(1905)游学日本,入宏文师范,毕业归国,宣统二年(1910)授内阁中书,1911年夏自京回乡,任成都府中学堂监督,后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1918年接掌华阳中学,声名鹊起,及杨森督川,去职,学生抗当局不予挽留而成学潮,1919年历任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教授,40年代末受命纂《四川通志》,未能竟事,新中国成立后任川西人代会代表、四川大学教授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著有《清寂堂文录》《清寂堂诗录》等。

1930年,华阳县议修县志,时县长叶大锵、《华阳县志》总理曾鉴等邀林思进、刘佶、刘咸荥等新修《华阳县志》,始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七月,成书于二十二年(1933)八月,二十三年(1934)付梓。此志纂修经过及分工,据分纂林思进序云:“迄入民国,县议会更议立局,收款而事竞不就。辛未(1931)之岁,县庭集议,重有此役,推乡先生曾侍郎益胃总理,侍郎乃请同县林思进纂列传,罗运贤纂艺文,祝同曾纂疆域事纪,蒲乃文纂山川水利,李德龙纂物产,廖沅测里度,其余并县中诸君子任之。盖志议萌芽于前县长陈法驾,成于继任叶大锵,而绸缪公费使不时绌者,后任樊学圃力为多。计自壬申七月告始,至葵酉八月断笔,凡全书为篇十三,一篇之中,又以多少分卷,都为卷三十有六,总五十余万言。”其中林思进出力较多,撰写了《人物志》、《华阳县志叙录》及各目序25篇。

该志共计十三篇三十六卷,分别为卷首一,卷一疆域沿革,卷二山水,卷三建置,卷四户役,卷五礼俗,卷六官师列传,卷七至卷二十一人物列传,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五艺文,卷二十六至二十九古迹,卷三十金石,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物产,卷三十四事纪,卷三十五序跋和修志姓氏。具体目录如下:卷首:序、华阳今县疆域当有唐宋广都贵平灵池考、引用书目;卷一:疆域沿革第一(附总图一、分图十、场镇表、津梁表);卷二:山水第二(附山水图、水利图、塘堰表);卷三:建置第三(官署、书院、学校、局所、法团、仓储、驿铺、工业、善举);卷四:赋役第四(户口、田赋、契税、杂税);卷五:礼俗第五(祀典、风俗、岁时、工商业、宗教、方言);卷六:官师列传第六(宋、明、清、附职官表);卷七至卷十二:人物列传第七(唐、五代、宋、附华阳王氏世族表、华阳李氏世族表、华阳范氏世族表、华阳宇文氏世族表、元、明、清、附科第表、荐绅表、任荫表、学校毕业表、议员表、耆耈表、孝义、附孝义表、忠节、附忠节表、列女、贞节、附贞烈表、艺术、流寓);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艺文第八(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古迹第九(城镇、乡里、驿顿、街坊、市集、宅井、园池、津渡、书院、废署、陵墓、祠庙、寺观、附祠庙表、寺观表);卷三十一:金石第十;卷三十二至卷三十四:物产第十一(谷、蔬、蓏、果、木、花、竹、草、药、羽、毛、鱼、甲、虫、货);卷三十五:事纪第十二;卷三十六:序第十三。

该志体例与旧志并无差异,而内容取舍则不乏创新,如艺文门不再只收录诗文辞赋,而改为搜集历代有关本邑或邑人之著述书目,按《四库全书》之分类来编排。各条目后先立小传,再采摭群书有关该书及作者之论述而作提要,使各种资料尽可能集中,既利于当时,亦裨益于后世。有关诗文则分别编入各有关门类如山川、古迹、学校、公署、津梁、职官、人物之中。该志不独内容丰富,记事翔实,而且考证精审,凡无史籍记载,传闻又失实者概不收录。大量清末民国初期的史实赖以保存下来,如学校类中公立、私立中小学校、师范学校、专业学校的设立、开办、分布、经费、教学及其改良;建置门中工商业、金融业的创办、生产与发展,各种会所(农、工、商、议会等)的建立,以及有关电力、电讯、邮政事业的开办和发展等。纵观全书,该志不失为现存旧志中之佼佼者。今存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嘉庆华阳县志

清吴巩、董淳修,潘时彤等纂。吴巩,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一说武进人,嘉庆二十年(1815)由方略馆议叙升任邛州知州。嘉庆二十三年(1818)另修有《邛州直隶州志》。董淳,山东邹县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嘉庆十九年(1814)任华阳县知县。潘时彤,字紫垣,成都县人,嘉庆九年(1804)举人,拣选知县,道光年间曾主纂《绥靖屯志》十卷。华阳县在今成都东南部。成都、华阳两县,旧皆为成都府治地,一处西北,一处东南,无明显之疆界。且各级衙署、学校、书院相互交错,如华阳县衙便设在成都县境内,成都府学则又设在华阳县境内等等。康熙九年(1670),废华阳县,将其并入成都县。至雍正五年(1727)恢复县治。与成都县相似,华阳县前也无志书可寻。嘉庆十七年(1812),因准备编纂《嘉庆一统志》和修省志,檄征各县志乘,知县吴巩延聘县中绅耆,设局纂修。历时三年后,书犹未成,吴巩此时已升任邛州直隶州知州,留下稿本数册在县署。董淳继任,翻阅底稿,认为不可使之不竟其功,遂延聘潘时彤总领此事,召集县中人士订旧稿,采新章,正讹补缺,次第编纂,历时年余,纂辑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刊刻印行。后至光绪十八年(1892),县衙拟议续修《华阳县志》,于是在原刻的基础上,增补部分条目之缺漏后重刊,而续志最终没有完成。

志首有余永宁、董淳、杨芳灿等序。分四十二门附十三门,其中仅于风俗、职官、选举、人物、列女、艺文、物产等七个门类,下设细目共七十四,其他各门类均未再列细目,共约56万字。此志略胜于同时纂修之嘉庆《成都县志》,内容比较丰富,记事翔实。卷二之图考共收图绘二十一幅,自天文地理、圣庙署衙、书院寺祠,以至古迹名胜无所不尽,非其他志乘千篇一律的八景图的可比,这在旧县志中尚不多见。艺文门份量最重,几占全书之半,历代蜀人之著作、投官之留题,自汉迄清,垂两千年,凡有关于本县者,依次录载。且简明注出作者字号里居、科第官爵,著名者如唐代李白、杜甫、岑参、韦皋等,宋代陆游、宋祁、苏轼等,明代方孝孺、杨慎等,清代吴省钦、李调元等。为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也提供了诸多方便。其他门类以古迹名胜、祠庙寺观、金石碑记、职官人物等记述较详,尤其是卷四十典籍、卷四十一金石,颇有参考价值。 今存嘉庆二十一年(1816)原刻本,光绪十八年(1892)补刻本和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印本。

宣统成都通览

清傅崇矩编。傅崇矩(1875—1917),字樵邨(村),四川简阳人。青年时随父迁成都,曾为尊经书院廪贡生,后候补泸州教谕,加捐道员,光绪二十六年(1900)于成都创办第一家公众阅览室,出版第一张科学性报纸《算学报》,民国二年(1913)又创办了成都第一家民办报纸《通俗启蒙报》;民国四年(1915)任松潘县长,出版了《松潘游记》,后署屏山,著有《成都通览》《川省赴会之程途》《中国历史大地图》等十余种著述。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三有其传。《成都通览》又名《说成都》,沈秉堃《序》曰:“举凡山川气侯,风土人情,农工商业,饮食方言,凡百价目,靡不毕载”。此书对成都情况的记述,条分缕析,细大不捐,为人们勾画出了清末成都社会的全貌,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清末成都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清末宣统元年(1909)九月至宣统二年(1910)六月,由成都通俗报社陆续刊印。全书不分卷,分装八册,近70万字。书前有沈秉堃序、黄芝序和傅氏自序。全书分一百八十余类,内容包括成都之地图、成都之气候、成都之地势、成都之田土、成都之山、成都之水、成都之江河流域、成都之堤堰、成都之池塘、成都之桥梁、成都之渡头、成都之成都城、成都之古迹、成都之花园、成都之城内街巷、成都之近城水碾、成都之四乡场市、成都之城内菜园菜市、成都之田房税契、成都之寺庙、成都之各姓祠堂、成都之会馆公所、成都之官衙、成都之内城官衙及各局所、成都之城内仓廒、成都之近年建置改革、成都之警察五十二局所、成都之官立局厂、成都之各学堂、成都之火政、成都之捐局及捐章、成都之西人产业、成都之西人居留所、成都之外国人游历来往表等等。

本书上承宋人《东京梦华录》余绪,注重对文化、风俗、民间生活、“三百六十行”作有条理的翔实记载,虽有芜杂之病,但保留了一大批今天已极难见到的原始材料,是研究清末四川民情风俗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早已受到研究文化史、民俗学、社会学诸方面的专家的高度重视。傅氏具有维新思想,感触比较敏锐,对清末成都社会的重大变化有所反映。书中始记新学堂林立、留学生之众、新书刊之多,可见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主流的新思想、新知识已深入内地。书中一方面反映了天府之国物产丰富的特点,另一方面对近代实业的开办予以特别的重视,为民族工商业起步艰难,深受内外反动势力压抑而发不平之鸣。书中对成都官场之腐朽,社会风气之致坏欺诈奸盗,赌斗淫邪,愚昧迷信,都有令人触目惊心的记载。今存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又有1987年巴蜀书社点校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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