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绪刻本《滋阳县志》点校后记
发布时间：2019-01-06 点击数：2810
兖州历史上的志书有兖州府志和滋阳县志两个系统。在县志系统中，最早的是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由知县李之茂主持、儒学训导熊翰主纂的《滋阳县志》。此书现已十分罕见，不为《山东地方志书目》著录，但国家图书馆藏有微缩胶卷。清康熙十一年（1672），知县李潆主持、原峄县知县仲宏道主纂了第二部《滋阳县志》。此书在兖州市档案馆以及一些较大的图书馆尚有收藏。此后的二百多年中，虽屡有续修县志之举，但均未成功，直至光绪刻本的出现。
光绪刻本县志的成书过程相当曲折。早在乾隆年间，一位本地学者苏茜就有志以个人之力修一部县志。苏茜，字梔园，嘉庆举人，是大学者牛运震的弟子。史载他“学问渊雅，尤留心掌故，凡邑中風土以及书文碑谱，足载邑乘者，靡不分类搜访著于篇，历四十年彙为一书，凡五十四卷。其于志之体例详且备矣”。苏茜去世后，他的稿子由外甥张奉钦保存。张奉钦去世前又郑重托付给儿子，他的儿子张东澜把书稿藏在住房夹墙内，终于躲过了兵燹。 后来，滋阳知县莫炽聘请了黃恩彤为主笔重修《滋阳县志》，就是以苏茜的稿子为主要资料来源的。
咸丰九年（1859）秋，由主修者莫炽、主纂者黄恩彤分别撰写了重修《滋阳县志》的序言，标志着此次修志的文字工作全部竣工，下一步就是雕版印刷了。但此时社会形势已是风声鹤唳，城乡骚乱，人心惶惶。县志稿被重修参与者之一的郑毓林收藏在嵫山岑蔚村（今洪福寺村）家中。咸丰十年九月，捻军过境时郑毓林“身被十七创”而死，郑家房舍也半成灰烬，但值得庆幸的是书稿却如有天佑，丝毫无损。
光绪十一年（1885），滋阳知县李兆霖访到稿子，决定刻印。为了补充这二十多年间发生的史实，又聘请蒋继洙和黄思訚进行了“续增”，黄思訚是黄恩彤的儿子。续增完成于光绪十二年，光绪十四年（1888）由尊经阁雕板刷印，这部县志终告完成。
综上所述，可知这部县志的主体部分实出于黄恩彤的手笔。黄恩彤是宁阳人，字绮江，号石琴，道光进士，官至广东巡抚。致仕后家居二十余年间，纂修了《宁阳县志》和《滋阳县志》。史载他“嗜学若饥渴，扬历中外廿余年未尝一日废读。诗文兼工诸体，霶霈芬葩，摆脱庸近，力追古作者；荟萃贯串，陶冶百家，所编文集杂著百余种……”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 在黃恩彤的时代，中国的方志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经验。加之主笔黄恩彤高明的史识和文笔，以及当年苏茜打下的坚实的资料基础，使这部《滋阳县志》在质量上超过了以前各志。
这部县志的优点，可以说是体例完善，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文笔流暢。在体例方面，康熙志分为《人民》、《土地》、《政事》、《文献》四卷，黄恩彤认为是“割裂太甚，转致混淆。”光绪志则将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即卷一至卷六为记事的“志”，分别记述疆域、职官、建置、秩祀、風俗、物产、田赋、学校和古迹等专门内容；卷七至卷十为记人的“传”，再细分为《宦绩列传》、《人物列传》、《列女传》。卷十一至卷十三为《艺文》，即各种体裁乡邦文献的汇编；卷十四为《杂记》，收无法归入前三类但尚有保留价值的材料。这样的体例，确实显得眉目清晰，纲举目张。各大部分的子目也有不少调整。例如在《人物列传》新增了《文学》和《耆旧》两门，而删去旧志的《隐逸》和《仙释》；又将《贞烈》抽出成为独立的《列女传》，这不仅使内容更加贴近社会人生，而且为大批确有可传事迹的历史人物提供了立传可能，加大了志书反映社会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不包括《宦绩列传》，康熙志为立传者不足百人，光绪志则达二百五十人。再如在《艺文志》中，光绪志新加《案牍》一门，收录行政文书，显示了编者对吏治民生的重视。光绪志在体例方靣贡献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体例完善导致志书内容更加全面，信息量大大增加。康熙志全书四卷约十五万字，光绪志全书十四卷约二十三万字。当然这也与时代有关。康熙十一年为开国之初，可记述之事本就不多，只好东拉西扯，志书的内容难免单薄空疏；光绪时距开国已二百多年，资料丰富，单苏茜的志稿就有五十大册之多，再加上后来的续增，这部县志的内容自然更加丰富了。
在本书序言中，黄恩彤指出，“大抵志有四陋：古今辽邈，地一名殊，分划不明，牽混百出，一陋也；依傍名流，动思攀附，迁地弗良，偷光可耻，二陋也；误信传闻，滋之傅会，不根瞽说，殆类《齐东》，三陋也；摭拾琐屑，纲目紊棼，当略而详，宜详转略，四陋也”。这其中除第四陋可以看作是属于体例设置和材料取舍方面外，其余三陋都是属于材料使用的真实性准确性方面的。这其实是从反靣提出了对志书使用材料必须重考证严取舍的要求，无疑是乾嘉朴学优良学风的影响和贯彻。光绪志对康熙志的一些内容多有批评更正，尤其是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古迹的考证方靣下了不少功天，主要也是针时其攀附、傅会等毛病。如卷一《疆域》对负瑕的考证，卷六《古迹》对陋巷和柳下惠墓的考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说所谓“宋江之祝家寨、大鼋之郭家潭”为“鄙倍已极，直成笑柄！”这些考证使此书的学术性大为提高，使人想起梁启超区分“成于俗吏之手”的方志和“成于学者之手”方志的论述。
黄恩彤是文章大家，此书在文笔方面也是很高明的，这尤其在各卷前面的序文中表现得很充分。这些序文篇幅不大，但都能对某一方面的内容追源溯流，对正文起了提纲絜领画龙点睛的作用，文字平实流畅，不追求华丽，不掉书袋；其它叙述文字也清通简洁，黄恩彤自己认为是“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反映了他的自信。
这部县志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也绝非尽善尽美、毫无可议之处。方志大家章学诚所批评的诸如条理混杂、详略失体、浮记功绩、泥古不变等毛病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至于不遗余力地宣传封建纲常名教；诬农民起义为盗为匪；以迷信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以及用很大的篇幅记载节妇烈女名单，却很少记载平民百姓的生产技艺、民间文化等，这都是封建时代志书的通病。作为现代的读者，应该是能夠正确对待，区分其精华与糟粕的。
目前光绪志也已相当罕见。我市范围内尚能见到的是刊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题为《滋阳县志合编》的本子。在整理中发现，这个本子其实就是用光绪十四年的书版刷印的，只是对原版缺毀者作了若干修补，又加上了当时的县知事金甲一的序和参与者姓氏题名，称为“合编”名实并不相符。我们以这个本子作为工作底本。后来得到了凤凰出版社、巴蜀书社和上海书店联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中影印的光绪十四年刻本《滋阳县志》，我们又以影印本与底本作了互校，发现改正了底本在补刻时发生的一些错误。删去金甲一的序和题名，仍题为光绪十四年刻本《滋阳县志》。
此次县志整理的主要工作是断句标点，同时对书中文字（主要是《艺文志》部分），尽量找原始出处进行了校正。对明显的错字，如己、已、巳不分之类，径直改过不出校记；有一些必要的改动在文末以校注的形式说明；另有一些错误明显却无可改正者，只得姑仍其旧。校正中参考了手头现有的县志、府志以及其它典籍和出土碑刻材料。
光绪刻本县志的成书过程相当曲折。早在乾隆年间，一位本地学者苏茜就有志以个人之力修一部县志。苏茜，字梔园，嘉庆举人，是大学者牛运震的弟子。史载他“学问渊雅，尤留心掌故，凡邑中風土以及书文碑谱，足载邑乘者，靡不分类搜访著于篇，历四十年彙为一书，凡五十四卷。其于志之体例详且备矣”。苏茜去世后，他的稿子由外甥张奉钦保存。张奉钦去世前又郑重托付给儿子，他的儿子张东澜把书稿藏在住房夹墙内，终于躲过了兵燹。 后来，滋阳知县莫炽聘请了黃恩彤为主笔重修《滋阳县志》，就是以苏茜的稿子为主要资料来源的。
咸丰九年（1859）秋，由主修者莫炽、主纂者黄恩彤分别撰写了重修《滋阳县志》的序言，标志着此次修志的文字工作全部竣工，下一步就是雕版印刷了。但此时社会形势已是风声鹤唳，城乡骚乱，人心惶惶。县志稿被重修参与者之一的郑毓林收藏在嵫山岑蔚村（今洪福寺村）家中。咸丰十年九月，捻军过境时郑毓林“身被十七创”而死，郑家房舍也半成灰烬，但值得庆幸的是书稿却如有天佑，丝毫无损。
光绪十一年（1885），滋阳知县李兆霖访到稿子，决定刻印。为了补充这二十多年间发生的史实，又聘请蒋继洙和黄思訚进行了“续增”，黄思訚是黄恩彤的儿子。续增完成于光绪十二年，光绪十四年（1888）由尊经阁雕板刷印，这部县志终告完成。
综上所述，可知这部县志的主体部分实出于黄恩彤的手笔。黄恩彤是宁阳人，字绮江，号石琴，道光进士，官至广东巡抚。致仕后家居二十余年间，纂修了《宁阳县志》和《滋阳县志》。史载他“嗜学若饥渴，扬历中外廿余年未尝一日废读。诗文兼工诸体，霶霈芬葩，摆脱庸近，力追古作者；荟萃贯串，陶冶百家，所编文集杂著百余种……”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 在黃恩彤的时代，中国的方志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经验。加之主笔黄恩彤高明的史识和文笔，以及当年苏茜打下的坚实的资料基础，使这部《滋阳县志》在质量上超过了以前各志。
这部县志的优点，可以说是体例完善，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文笔流暢。在体例方面，康熙志分为《人民》、《土地》、《政事》、《文献》四卷，黄恩彤认为是“割裂太甚，转致混淆。”光绪志则将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即卷一至卷六为记事的“志”，分别记述疆域、职官、建置、秩祀、風俗、物产、田赋、学校和古迹等专门内容；卷七至卷十为记人的“传”，再细分为《宦绩列传》、《人物列传》、《列女传》。卷十一至卷十三为《艺文》，即各种体裁乡邦文献的汇编；卷十四为《杂记》，收无法归入前三类但尚有保留价值的材料。这样的体例，确实显得眉目清晰，纲举目张。各大部分的子目也有不少调整。例如在《人物列传》新增了《文学》和《耆旧》两门，而删去旧志的《隐逸》和《仙释》；又将《贞烈》抽出成为独立的《列女传》，这不仅使内容更加贴近社会人生，而且为大批确有可传事迹的历史人物提供了立传可能，加大了志书反映社会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不包括《宦绩列传》，康熙志为立传者不足百人，光绪志则达二百五十人。再如在《艺文志》中，光绪志新加《案牍》一门，收录行政文书，显示了编者对吏治民生的重视。光绪志在体例方靣贡献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体例完善导致志书内容更加全面，信息量大大增加。康熙志全书四卷约十五万字，光绪志全书十四卷约二十三万字。当然这也与时代有关。康熙十一年为开国之初，可记述之事本就不多，只好东拉西扯，志书的内容难免单薄空疏；光绪时距开国已二百多年，资料丰富，单苏茜的志稿就有五十大册之多，再加上后来的续增，这部县志的内容自然更加丰富了。
在本书序言中，黄恩彤指出，“大抵志有四陋：古今辽邈，地一名殊，分划不明，牽混百出，一陋也；依傍名流，动思攀附，迁地弗良，偷光可耻，二陋也；误信传闻，滋之傅会，不根瞽说，殆类《齐东》，三陋也；摭拾琐屑，纲目紊棼，当略而详，宜详转略，四陋也”。这其中除第四陋可以看作是属于体例设置和材料取舍方面外，其余三陋都是属于材料使用的真实性准确性方面的。这其实是从反靣提出了对志书使用材料必须重考证严取舍的要求，无疑是乾嘉朴学优良学风的影响和贯彻。光绪志对康熙志的一些内容多有批评更正，尤其是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古迹的考证方靣下了不少功天，主要也是针时其攀附、傅会等毛病。如卷一《疆域》对负瑕的考证，卷六《古迹》对陋巷和柳下惠墓的考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说所谓“宋江之祝家寨、大鼋之郭家潭”为“鄙倍已极，直成笑柄！”这些考证使此书的学术性大为提高，使人想起梁启超区分“成于俗吏之手”的方志和“成于学者之手”方志的论述。
黄恩彤是文章大家，此书在文笔方面也是很高明的，这尤其在各卷前面的序文中表现得很充分。这些序文篇幅不大，但都能对某一方面的内容追源溯流，对正文起了提纲絜领画龙点睛的作用，文字平实流畅，不追求华丽，不掉书袋；其它叙述文字也清通简洁，黄恩彤自己认为是“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反映了他的自信。
这部县志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也绝非尽善尽美、毫无可议之处。方志大家章学诚所批评的诸如条理混杂、详略失体、浮记功绩、泥古不变等毛病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至于不遗余力地宣传封建纲常名教；诬农民起义为盗为匪；以迷信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以及用很大的篇幅记载节妇烈女名单，却很少记载平民百姓的生产技艺、民间文化等，这都是封建时代志书的通病。作为现代的读者，应该是能夠正确对待，区分其精华与糟粕的。
目前光绪志也已相当罕见。我市范围内尚能见到的是刊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题为《滋阳县志合编》的本子。在整理中发现，这个本子其实就是用光绪十四年的书版刷印的，只是对原版缺毀者作了若干修补，又加上了当时的县知事金甲一的序和参与者姓氏题名，称为“合编”名实并不相符。我们以这个本子作为工作底本。后来得到了凤凰出版社、巴蜀书社和上海书店联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中影印的光绪十四年刻本《滋阳县志》，我们又以影印本与底本作了互校，发现改正了底本在补刻时发生的一些错误。删去金甲一的序和题名，仍题为光绪十四年刻本《滋阳县志》。
此次县志整理的主要工作是断句标点，同时对书中文字（主要是《艺文志》部分），尽量找原始出处进行了校正。对明显的错字，如己、已、巳不分之类，径直改过不出校记；有一些必要的改动在文末以校注的形式说明；另有一些错误明显却无可改正者，只得姑仍其旧。校正中参考了手头现有的县志、府志以及其它典籍和出土碑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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